四
在从事具体问题的历史考证时，钱大昕因对象与内容不同而灵活运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如果要一一予以剖析，大致有如下十二法。
第一，专题资料梳理排列法。这是古代学者作笔记，考证某些具体历史问题常用的方法。大体是将历代各种典籍材料中有关此专题的记载说法，尽可能全部找出，予以梳理比对，查清所要考证专题的来龙去脉，演变过程，分歧所在或致误原因，解决问题。进行这种方法的考证，史家资料掌握的多少是最关键的。钱大昕平常读史非常细心，遇有问题或值得重视的材料往往随手录出，以后进行考证时，有关材料则随即涌出，排除异说弄清事实也就不困难了。反之，如果资料搜集得不全，就据之下断语，就难免偏颇甚至完全搞错。
钱大昕用这种方法进行的考证很多。例如《潜研堂文集》卷12《答问九》对魏晋中正制度的考证。他先概括了从各种史书中得到的此制度的一般情况，然后引《晋书·刘毅传》的有关记载，得知州大中正选举的程序。引《文献通考》得知县亦有中正以及中正荐举人才的具体方法。原原本本，令人信服。当今学者讲魏晋选举制度，无不以此为根据。
第二，事实反证法。这是一般历史考证常用的方法。大体在判断某一史实或说法的正误时，设法找出与此完全相反的确凿证据，以推翻伪误，确立正确的意见。从逻辑学来说，这是由证明反论题之假以确定原论题之真的间接证明方法。使用这种方法，最重要的是反证材料的选择，必须是自身的真实性毫无疑义而且又正好与伪误说法完全相反的。如果材料自身不够可靠或者说法含糊，就不能拿来作为证据。
钱大昕把这种方法称为“以矛刺盾”（30），并运用这种方法解决了许多难题。比如唐代宗之子嘉王李运的卒年，《新唐书·十一宗诸子传》和《德宗纪》都说是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而《文宗纪》却说在开成三年（公元838年）。钱大昕指出：“两说必有一误。古称三占从二，则以为贞元者或可信。”实际上究竟如何，钱氏找出《唐大诏令·宝历元年南郊赦文》中“亚献嘉王运、终献循王遹各赐物一百匹”的记载，一下子否定了贞元十七年说，“则敬宗时嘉王尚无恙，其薨年必在开成，而断非贞元，可深信而不疑矣。”（31）
第三，历日推算法。考证年时月日的记载差误、人的年龄与区别不同时的人事，多用此法。大体是从有关材料中找出与所考专题有关的一些时间记述，据以推算或比较，就可解决问题。使用这一方法，最重要的是考证者必须有丰富的年历学知识。钱大昕著有《三统术衍》和《四史朔闰考》两部年历专书，又有许多专题论说，是一位学兼中西、精湛入微的历算学家。他运用历日推算法进行考证就纯熟自如，成果卓著。例如，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第40卷《庚午元日日食诗》言：“甲寅元日雨不食，庚午正元食稍微。”是说嘉靖三十三年元旦有雨而不见日食，隆庆四年元旦有日食。钱大昕查史书却言：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初一日食，雨，不见；而次年元旦那一天没有日食。他本以为王世贞是述己所见，不应有错，后来用《大统术》推算，“嘉靖癸丑正月戊寅朔，入交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七十七分有奇，正入食限。而甲寅正月壬寅朔，入交二日四千八百二十一分有奇，则已逾食限矣。”（32）就是说，根据推算，嘉靖三十三年元旦不可能出现日食，王世贞诗所述当是记忆错误。
第四，引文辑植溯源法。各种著述中的记载、说法、引文，一般都有所本，抄辑汇录的诗文，也都是据它本所录。遇到疑难问题，如果能找到此说法或记载的出处，或所辑录诗文的原始依据，往往能弄清真相。钱大昕很重视这一方法的运用，说：“言有出于古人而未可信者，非古人之不足信也。古人之前尚有古人，前之古人无此言，而后之古人言之，我从其前者而已矣。”（33）就是讲历史考证要尽量追溯最早的记载。例如高士奇《天禄识余》说：“《周礼》漏下三刻为{K1B602.jpg}。{K1B602.jpg}音滴。”邵长蘅《古今韵略》十二锡部{K1B602.jpg}字下，亦引“日入三{K1B602.jpg}为昏。”钱大昕指出，高氏所引之文不在《周礼》，而在《仪礼·士昏礼》注中，原文为“日入三商为昏”，疏云：“商谓商量，是漏刻之名。”他说：“既以商量为义，则读如参商之商明矣。商{K1B602.jpg}二字，形声俱别，岂可读三{K1B602.jpg}为滴之滴！且其文出《仪礼》郑注，乃误作《周礼》，又妄改为漏下三刻，是并《周礼》亦未尝读也。”（34）
第五，据籍里、履历、行踪考定法。这是考证与人物行事有关问题时用的方法。历史记述中，有不少将名人在别地的活动误说为本处的，有将前后年世相差较远的人妄说为共事的，有将毫不相干的同姓名者误认为一人的。遇到这类问题，钱大昕往往考查有关人物的地望、履历、行踪、世系等以予鉴别。例如，元人蒋子正《山房随笔》记有辛弃疾、朱熹、张栻的一件逸事，说：“辛稼轩帅浙东时，晦庵（朱熹）、南轩（张栻）任仓宪使。刘改之欲见辛，不纳。二公为之地云：某日公宴，至后筵便坐，君可来。门者不纳，但喧争之，必可入。”刘改之依计而行，果然被辛弃疾召见，当堂赋诗，颇受赞誉等等。钱大昕道：“予考《宋史·辛稼轩传》，稼轩两知绍兴府皆在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以后，与朱、张皆不同时。晦庵提举浙东乃在淳熙八、九年间，（公元1181-1182年）南轩未尝官浙东也。传闻之难信如此。”（35）既然三人从来没有同时在浙东任官，那里会有三人在一起宴会和召见某人的事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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