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却长期困扰着史学界，成为史学家不断谈论的新话题。近年来，不断有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有人认为历史学的科学性在于它有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作指导；有人认为历史学的科学性主要是就其能发现阐明过去、说明现在、指导未来的规律而言；有人则把历史学的科学性完全等同于历史事实本身的真实性。比如，发表于《华南师大学报》1992年第4 期的“试论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一文（以下简称杨文），即是如此。该文认为：“历史研究科学性的最大特点是真实性，即对历史真实的揭示。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实际上都是了解和说明历史真相的工作，对于史料和史实的研究如此，探讨历史规律亦如此。”把历史学的科学性等同于真实性。笔者不敢苟同，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以就正于史学界诸位同仁。
一
近年来，始终有人不断地谈论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我认为有三个原因：首先，“文革”时期，“四人帮”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始作俑，暗放毒箭，大搞影射史学。他们用主观杜撰的儒法斗争史来构筑整个中国思想史。借“批孔”大批“宰相儒”影射周总理；借所谓“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以“揪现代大儒”，企图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炮制所谓“中央法家领导集团”以阴谋组阁；借“风庆轮事件”批所谓“投降卖国”的“儒”；借所谓评《水浒》以宋江架空晁盖，恶毒政击邓小平同志。江青更借吹捧吕后、武则天妄想实现其现代女皇的梦想等等。以历史影射现实，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注：周朝民等：《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把史学践踏得不成样子，严重损害了历史学的声誉，使一门严肃的科学变成了他们搞阴谋的工具，沦为他们役使的婢女，窒息了历史学的发展。粉碎“四人帮”后，人们为了肃清其流毒，为了解放思想、澄清是非，开始了对他们的深入批判，对这种打着革命旗号的极“左”思想开始了清算。为了历史学的严肃性和独立性，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重又受到大家的普遍重视。关于这一点，杨文已经注意到了。（注：杨向群：“试论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一文，见《华南师大学报》（社科版）1992 年4期。）因为过去强调党性或阶级性，把它们凌架于科学性之上，甚至认为越革命就越科学，破坏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歪曲、篡改甚至伪造历史，玷污了历史科学的声誉。其次，近几年来，由于过于强调史学要为现实服务，出现了不尊重历史事实，将古人现代化、以历史比附现实托古改制，甚至因现实需要改铸历史的倾向，使历史沦为现实的注脚。比如，一些热衷于全盘西化的人，用西方的发展道路来裁剪中国的历史，强中国就西方，抛售了种种奇谈怪论。什么早熟论、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典型论、超稳定结构论等等，都是这种戴有色眼镜的产物。因为他们处处以西方人的脸孔照中国，必然造成中国人头发不黄、眼珠不蓝，这个不是那个也不行。由现实而及历史，使历史蒙受了不白之冤。然而，他们的批判经不起推敲，根本不符合历史实际，缺少起码的历史常识。比如，处于主张大力开放的善良动机，他们批判中国古代历来闭关锁国，从而造成了今天之闭关落后。但是，只要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开放始终是中国古代的主流，不然，几千年的民族大融合没法解释，盛唐长安的各国留学生没法解释，三条蜿蜒起伏、横亘欧亚大陆、连结欧亚非三大洲的丝绸之路也没法解释。针对这种连基本的史实都没搞清楚，就盲目阐幽发微、乱作主张的“海派”学风，人们提出了质疑。这是史学界重视历史真实，提倡历史科学性的又一个原因。第三，从整个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来讲，重秉笔直书、求真、不曲不隐是一个传统。从史的起源来说，“”字，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段玉裁引《玉藻》左右史之言解释记事，以“君举必书，良史书法不隐”解释中正。江永则进而认为“中”为官府之簿书，“凡官有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讼狱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注：转引自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既如此，更要求如实直书，所以，从史的起源及职能来说，如实直书，公正不隐这一点看的是比较清楚的。从史家流传的故事中，如南史氏、董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故事，都说明搞历史研究是以求真为历史学的最高宗旨。近人王国维曾赞曰：“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注：王国维：《观堂集林》24卷。）乾嘉之学精在何处呢？乾嘉之学就是考据学，精就精在考据上。乾嘉学者拘泥于一字一句的点滴史实的考据，他们的根本宗旨就是刨根问底，恢复原来的面目。主张读书要眼如明月，大小纰缪均不许放过。考据之风遍及全国，史家不以考据即不足以齿诸史林，把史学引入到考据学之一途。当时虽曾引起过章学诚文化史学的强烈反抗，但匹夫撼树，仅章氏之力焉能抵此暴风骤雨，考据之学顺势发展着。直到顾颉刚疑古求真，傅斯年建立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以及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如同地质学、生物学一样的科学之精神，实质上都是抱着同一宗旨的。这种以考据为能事之风，影响中国近三个世纪，直到七十年代末仍有“回到乾嘉去”之议论，史坛求真之风，不可谓不盛。本来十九世纪是自然科学大丰收的世纪，人文科学纷纷向自然科学看齐，追求历史学的科学也就促成了科学性与真实性的天然结合。这是把历史学科学性等同于真实性的第三个原因。
从整体上看，这种强调科学之风与把历史学的科学性等同于真实性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前两个原因是直接的近因，而后一个原因是内在的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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