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毫无疑问，历史学当然是一门科学。与其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从而导致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之论争的话，勿宁说历史学原本就是一门人文科学。（此点容另文详论。）对其科学性须予以重新解释。如果还以历史学是否真实作为衡量其科学性的标准，则是不合时宜的，也是片面的。历史学发展到今天再在是否真实，是否能客观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上争来吵去，已经毫无意义。
科学性的根本内容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该事实昭示的意义以及对它的客观解释。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首先指历史认识的科学性。历史事实对科学的历史学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比如说有云彩是下雨的必要条件，没有云彩下不成雨，但是有云彩不一定天天都能下成雨，如果没有其它条件，云彩或许永远下不成雨。历史学也是如此。“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注：转引自“论历史思维”一文，《西北师大学报》1989年4期。）历史学的琴弦，还要靠史学家指头的拨弄。
我们说历史学是科学，是指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人类社会以往的运动变化过程能提供科学的认识和解释，同时又因为人类社会确实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普遍现象（即规律），所以，历史学不仅能够成为科学，而且本身也确实是科学的。这种史学的科学观承认史学客体对主体的最终决定作用，同时又承认主体可以能动地重铸客体，创造并反映史学的客体。它要求历史学家在重构历史的过程中，必须运用创造性思维，必须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志趣、需要，首先创造自己的主体，重构自己的心灵。同时，这种创造与重构又不是主观随意的，最终要受史学客体的制约。这种经过主体的鉴别、筛选、化合、提升而重构的历史，表面看似主观的，受历史学家的心灵活动支配，但它的内容，实质上则是客观的、有根据的，因而也是科学的。这种就把唯物史观作为一种自觉的研究历史的理论武器，而不是教条。这既坚持了历史学的科学认识功能，又在实践中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就史学的客体而言，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历史基本事实，二是历史知识（或有哲学意义的历史）。历史基本事实是指确凿存在过的并且能够认识的历史现象，比如孔子的存在，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确确实实有这样一位思想家。再如，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 我们知道战国末期确确实实有一位秦王嬴政，他灭六国统一了中国。求真，应是对这些基本事实的考证、考实性认识。对于这种历史基本事实，尽管它已过去，无法直接证实，但仍可以知道，因为史料可证实。不能因为它已过去，而史料又有主观之介入，就否认这一基本事实的存在。否则，历史学就失去了成为一门科学的资格。而对于孔子的思想学说如何？嬴政怎样统一，因什么而统一？则是对历史的解释和说明的问题，这种解释是需要不断重新研究和改写的，因为时代必然要求这样。对于这个问题，历史相对主义错在连这一基本事实也不承认，而历史客观主义又一味强调求真，看不到历史解释的相对性，或者说，只强求历史按它的模式解释，而不允许别人有另外的解释，从而使历史学只拘泥于点滴事实和千篇一律，看不到历史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一面。
对于有哲学意义的历史（历史知识），一般地说，允许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和说明，这是进入史学家视野的真正客体。对于这些历史知识，不要说历史真相说不太清楚，就是真相说得再清楚，也有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以及不同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的各种不同看法，这是允许的。对现实的认识和解释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但这是否说历史就没真事了？成为相对主义的东西，没客观性、科学性可言了呢？不是的。它的科学性就在于：从广义上说，我们承认历史的基本事实（历史本体）制约着对历史的解释，制约着有哲学意义的历史。换句话说，有哲学意义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朝着与历史基本事实相吻合而不是相背离的方向发展。所以，从根本上说，历史学是科学的、也是客观的。
在这个问题上既要批判历史相对主义不敢也不愿讲求真的错误，比如，只要他们认为某种历史现象没意义，该历史现象就不存在了，这是一种走极端的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又要批判历史客观主义把求真作为史学的最终目的，贬低历史学。客观地说，求真只是史学的初级阶段，远远没有完成史学所应该完成的使命。马克思主义史学区别于旧史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即此。早在1929年，郭沫若就指出，对于古代中国的历史‘整理’的终极目标是‘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自序”。）对于历史，我们不仅要知道其当然，更要知道其所以然。这就需要认识、解释，要运用历史知识，要借助于唯物史观作为我们的理论武器。如果将史学仅停留于求真的初级阶段，把求真作为史学的最终目的，只会降低史学的地位，把史学研究引入死胡同，直至取消历史科学本身之存在。
因此，史学研究既要避免钻牛角“捉虱子”，把科学性等同于真实性的错误，又要防止不顾历史事实“喷云吐雾”、言之无物的错误，使历史学尤其是历史认识论研究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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