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上述背景下，把历史学的科学性理解为真实性有一定道理，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以往的史学家所推崇的“直书”和“求真”，都是讲的一种史德。并不是史学的最高准则，更不是就史学的根本任务而言的。比如，孔子认为“书法不隐”才是“良史”。（注：《左传》宣公二年。）刘知几认为“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注：刘知几：《史通·惑经》）指出“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齐史之崔弑，司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刘知己对此非常赞许，认为象“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注：《史通·直书》）因为阶级社会，历史的著述解释权操持在统治者手中，历史总是被歪曲，所以，史学家总是特别推崇那些敢于“秉笔直书”、拥有“宁为兰折玉碎，不作瓦砾长存”之铮铮气节的良史。这实际上是从史德的层面上着意的，不是就历史学的基本属性而言的。
在西方也是如此，希罗多德在写《希波战争史》时声明：“我的责任是在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但我自己并不一定就相信这些事实是真实的。--我这项声明，适用于我的全部著作。”（注：转引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0页。）公元前二世纪欧洲最著名的史学家波里比亚，也是主张求真的。他说：“‘真实’之于历史，正如双目之于人身。如果挖去某人的双目，这个人就终身残废了；同样，如果从历史中挖去了‘真实’，那么所剩下来的岂不都是无稽之谈。”（注：转引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这种求真、直书的传统，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史学家拥以自勉的优秀美德。都是就史学家所应有的史德这一层面而言的。这种良好的史德，当然要影响到他们的治史方针，必以求真为要务。但是，这还不能算是一种治史的广泛原则，也不是就历史学的基本属性上来谈论科学性的。至于后人据此加以推广，将这种质朴的求真变成为穷根索源，以考据为最高目的治学思想，这是后来的事，此处暂且不论。
我们知道，历史作为人类社会以往的运动变化过程，是纷繁复杂的，只追求一种史德还远远不够，还必须于历史有一套科学的认知理念和手段，否则，也必然同样会流于空谈。玉不雕不成器，历史之原状即或能求出来，摆在面前，如不借助于主体加以认识，仍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可言的废品而已。比如对于封建社会史，古代史学家始终颂扬着直书、实录，然而，如果我们没有唯物史观的锐利武器，不能指出剥削阶级的阶级局限，看不出他们仗着歪曲历史、篡改历史之弊病；固守其章句，必然弄不清历史之真相，反而会被漂亮的言词所迷惑。所以，史德只是一个史家所必备的素质之一，而不是全部。
当然，史德与史学家的才、学、识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更不是对立的，它们有内在的统一性。有丰富的才、学、识三长，而不具备良好的史德，不是一位优秀的史学家，而只有史德没有系统的历史认知理论，更谈不上史学家。端正了这一态度，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只讲史德，以此代替一切，必然窒息历史学的发展。所以，求真、真实是历史学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十分重要的，但它并不能涵概整个历史学，把历史学的科学性等同于真实性是一种误解。
其次，长期以来，强调科学性等同于真实性，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教条主义的保护神。历史研究当然需要科学性，但科学性决不等同于真实性。历史学是一种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如果离开了人的思想、理论的指导，追求一种绝对客观的“排除了主观”的纯粹历史，不仅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可能的。要追求真实、客观就必须排斥主观的因素，然而，历史学又不可能离开主观。这样就使一批人相信只有经典作家说过的、肯定的才是科学的。只有这种言论才可以指导历史研究，否则即认为是伪科学或反科学的，盲目排斥其他理论，拒绝史家的主观能动作用，拒绝发展，窒息了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一种教条主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越讲真实，越追求真实，就势必越固守经典作家的章句教条和恪守一些具体的结论，就越排斥新思想，排斥研究者的独立思考能力，这样越崩越紧，最后就只能卡住自己的脖子。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唯物史观是正确的，它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历史研究的指南，但这不等于说，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切具体结论都是正确的，更不能把它视为万古不变的教条。
再次，就历史的研究过程而言，把历史学的科学性等同于真实性，存在的问题就更多了。大家都知道，历史作为人类社会以往的运动变化过程，一去不复返，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谁都不知道。比如：孔子之为孔子，已经过去，万古不变，但这个绝对的孔子，我们永远不能知道。历史上所知的孔子，是后世对于上述“不可知”的孔子的主观认识，因为孔子原貌怎样，谁都不知道。孔子死后百年左右，通过《论语》，我们可以看出，再传以三四代的儒家弟子把孔子视为圣人，视为诲人不倦的大师，视为不得志的人才，看为中国传统与正统文化的提倡者，凡此一切有多少合乎百年前孔子在世时的事实，倒显得不那么重要。所可注意的是，《论语》中所表现出的这个孔子，正是战国初期政治社会开始大乱时，主张保守以求安定的儒家思想。他们都希望借着复古以安全社会，所以也就描写了一个好古博古的大师与圣人。再进一百年到了战国晚期，如以《荀子》一书的孔子为代表，孔子已作为鲁国的摄相，七日而诛少正卯，威风十足，是《论语》中所不见的。孔子又为鲁司寇，断案的方法奇特，为一般人所不能了解。鲁君向孔子问难，孔子竟傲气十足。通过这个孔子我们可以看出战国中期以下的百家争鸣，群士争助，各思谋得一官半职的热中之士，所特别标榜的故事。这个孔子已远不如《论语》中的孔子之超然，其分别就在战国初期的儒家尚不似战国中期以后儒家的急求仕进，而急求仕进正是战国中期以后诸子百家的共同特征。对于这种情况有两种代表性主张：一是科学主义历史哲学主张应该通过不同的关于孔子的记载，进行比较、考证，直到最后弄清孔子的本来面目，即求真，主张不要被各种现象所迷惑，要透过记载者的主观，并排除这种主观，要拨开乌云见青天，这或许符合杨文把科学性等同于真实性的主张；另有一种意见认为，孔子原貌如何，谁都不知道，也不必去追问，我们只要透过《论语》、《荀子》中有关孔子的记载，搞清楚战国初期与中后期不同时代的追求与特征就足够了，因为这种“绝对的真实永难求得，即或求得也无意义。有意义的过去，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对于过去活动的认识。”这个认识当然是主观的，它的价值也是主观的。“生而为人，不能脱离主观，”“只要人仍为人，他对于未来只能摸索，对于现在只能猜测，对于过去只能就他对于现在的看法与对于未来的希望而给它一个主观的意义。”（注：雷海宗：“历史过去释义”，《中央时报》（昆明版）民国35年1 月31日。）这种主张认为历史学本身是主观的，历史过去如何，不知道也不必去追问，关键在于人为地赋给它某种解释和意义，这是人文主义历史哲学的主张。（注：参见侯云灏：“雷海宗早期史学思想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3期。）
在人文主义历史哲学看来，历史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认识、解释，并不在叹息已逝的过去。就现实而言，历史虽一去不复返，但现实却是此在的，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摆在我们面前，这可不必去埋怨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对于现实，如果我们不透过杂乱无章的现象，略去一些无意义的琐事，借助于主观思维，提出某种解释，赋予一定意义的话，那么现实虽然在我们面前，但又有什么意义呢？历史也是如此，历史作为过去的现实，也必然层峦叠嶂、繁茂芜杂，不可能也没必要皓首穷经，企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只能把历史上的大事、大致经历搞清楚就足够了，搞历史研究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因事论理。其实，对于科学史学派而言，真实绝对客观也永远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傅斯年是标榜科学史学的，对于客观一事，他只是承认：“在社会科学和在自然科学一样，是个理想的境界，寤寐求之，尚且求之不得，仿佛庄子说：‘规不可以为圆’，也仿佛‘几何原本’的命题，是不能画出来的；然若完全放弃了这个祈求，以为一切社会的方法都是从某一种主观的法规，这对于社会科学之进步，当然是一个大障碍了。”（注：《傅斯年全集》，〔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四册，第364页。）在他看来， 这只不过是一个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而已。然而，傅斯年曾极力主张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如同地质学、生物学一样的科学。但是，后来却不得不求诸多元主义，开始怀疑起客观来。既然真实对于历史学来说是一个理想境界，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杨文还主张历史学的科学性就等同于真实性，以求真为要务，认为追求科学就是追求真实，就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岂不是要把历史学引入死胡同吗？不关注现实，“知古不知今”，不注重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历史学必须失去生命力和方向。当然，人文主义历史哲学派把史学变成一种毫无客观性可言的相对主义的东西，我们也是不赞同的，这里姑且不谈。
最后，我们不妨把科学性等同于真实性的背景再放大，追求纯客观、排除主观的真实，这种“科学”思想实际上是自然科学，尤其是经典物理学发展的产物。
经典物理学（即牛顿物理学）的创立，是科学史上划时代的成就。这种建立在绝对空间与绝对时间观念上的经典物理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低速世界运动的客观规律。由于牛顿理论构造上的精美和实用的巨大威力，使人确信它已完全解决了宇宙中的全部问题。但经典物理学是从封闭、简单的世界图景出发，适用于解决单个粒子和单个轨道的运动问题。在经典力学中，时间是可逆的，这样也就谈不上发展、变化，过去与未来就毫无区别。在这个世界图景中，每一个粒子都按既定轨道运动。整个世界象一个精密、严谨的庞大机器，只要一经推动，齿轮就会按既定方式传动下去。过去决定着未来。只要知道了一个系统的初始状态条件，就能按着运动定律推算出这个系统今后的一切状态。未来是由过去严格决定的，因而被称为决定论。在这种背景下，兰克提出了史学家应该而且也能够超然物外地纯客观地“按历史的本来面目来书写历史”。这就是追求纯客观历史，企图建立科学的历史学，把科学性等同于真实性的大背景。这种根源于经典物理学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对于这一现象，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进行过批判：“人为了历史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证明真理而存在。在这种批判的庸俗化的形式中重复了思辨的高见：人和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因此，“历史也和真理一样变成了特殊的个性，即形而上学的主体，而现实的人类个体反倒仅仅变成了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0-101页。 ）这种把人类历史与自然运动机械比附，必然导致对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性的忽视，对个性的抹杀。所以，19世纪后半叶德国勃兴的历史主义思潮，便是对这种机械论的挑战。
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出，把科学性与真实性等同的历史阶段性和局限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现，动摇了经典物理学的权威性。相对论把物质与时空密切联系起来，空间连同时间一起成为随运动速度而变化的东西，彻底打破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说。量子力学体系成功地揭示了微观世界的基本规律，不仅推翻了原子是物质不可分的最小微粒的传统观念，更有意义的是它摧毁了经典力学的机械决定论。“量子跃迁”打破了“自然不飞跃”的古老格言。“测不准原理”使任何判断性实验成为不可能。“任何一种研究自然的目的，原先是尽可能按照自然界本来面目，也就是在没有我们的干预和我们的观察的情况下去描述它，但是，现在我们认识到，这个目的是达不到的。”（注： W·海森堡：《严密自然科学基础近年来的变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77页。）“这使得严格把世界和我区分开成为不可能了。”（注：W·海森堡：《物理学和哲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2页。 此处均转引自雷颐“自然观与历史观”一文。）自然界已深深地人化了。
现代科学彻底打破了机械决定论的幻想，那种认为在“世界之外”完全客观地反映外界、精确预言未来的一切，实际上只是一种神话。“人是万物之灵”，由人组成的人类社会之区别于动物界，就是因为人有思想、具有主观能动性，人的实践是一种有目的、在一定理论指导下的社会活动。动物只能消极地适应、受制于自然，而人却能积极主动地利用并改造自然。人类能够在实践中选择--创造着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一种脱离人的神秘力量在决定着人类的命运。
科学已经丧失了那种君临万物，不偏不倚，作为最后仲裁者的无尚地位。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也不应抱残守缺，纠缠于历史真不真实这一无法成立或者说无法证实的命题不放。顺应时代潮流，把史学科学性探讨的重点，由单纯强调对客体的认识，发展到对客体和主体的认识并重这一角度来加以重新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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