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传教士在中国的知识传播活动，目的是为了“布道”，具有很强的文化侵略性，所传播的知识也并不是最先进的。《泰西新史揽要》就不是一部优秀史书，有人甚至说它是“第三流的历史著作中最叫人恶心的渣滓”，是“一部观点狭隘、受着文化局限而又沉闷的三流作品”。但就是这样一部书，先后印刷竟达一百万部，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学子，几乎人手一编，风走全国。这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急于了解外部世界，还不能认真选择鉴别的情形，也说明，传教士客观上对中国社会也起过一些好的作用。
促成中国史学接受西方思潮影响从而步入近代化的另一股直接力量，是翻译家。1895年，严复译述了英国科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这本书的基本精神与当时政治改革家康有为所宣扬的“公羊三世”学说一致，不仅对史学研究，而且对当时的整个思想界都影响极大。戊戌政变后，严复又翻译了《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法意》、《名学浅说》、《社会通诠》等书，比较有系统地介绍和传播了西方文化。章太炎、梁启超、马君武、王国维、林纾、曾鲲化等人也都热衷于西方文化的译述、介绍和传播。当时仅日本学者浮田和民《史学原论》一书的中译本，就达6种之多。1903年， 上海镜今书局将史学著译编为文集出版，书名就叫《中国新史学》，并提出：“非史学革新，则旧习终不能除。”受译著影响，进化论、社会学等成为当时最广泛的社会思潮，史学界人人争诵，风走一时。
五四运动后，人们对进化论的热情减弱了，但西方思潮对史学的影响却得到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以及实验主义、实证主义、先验论等等，都对民国时期史学发生过程度不等的影响。例如，朱谦之《历史哲学》一书（1926年），就受到新生机主义者杜里舒、柏格森、麦独孤、鲍尔文以及孔德、克鲁泡特金等人影响。1930年翻译出版的法国史学家施亨利著《历史之科学与哲学》，则介绍了18世纪法国的历史哲学、德国哲学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实证派孔德哲学、古尔诺的历史批评理论、历史比较方法，等等。可以这样说，近代史学的每个流派，都有其接受国外思潮影响的学术背景。
中国近代史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大师辈出，流派纷杂，充满交锋。
与源远流长的古代史学相比，近代史学的时间只有一百年，实在“短暂”得很。但是，尽管时间短暂，学者和流派及其交锋的复杂性，却较古代史学有过之而无不及。辛亥革命以前，主要是封建旧史学与资产阶级新史学以及资产阶级改良派史学和革命派史学的交锋，其中又夹杂着经学史上所谓“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的交锋。旧史学的代表有朱一新、曾廉、王先谦、叶德辉等人，新史学的代表则是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夏曾佑等人。改良派史学的代表是经今文学派大师康有为，革命派史学的代表是经古文学派大师章太炎、刘师培。古文学派是经学中的史学派，今文学派是经学中的政治派。
著名学者钱玄同在谈到中国近代学术发展源流的时候曾说，近代是学术思想的革新时代，其中尤其以史学领域的新运动进步最迅速，贡献最多，对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也最大。而在辛亥革命前后，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有12位，即康有为、宋恕、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刘师培、王国维、崔适。他们之间虽然有许多不同，但都一身多任，既“怀抱经世之志愿”，又“从事于政治之活动”，发抒心得，波澜壮阔，创获极多，对近代学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章太炎，著名学者周予同认为是新史学最近处的源头，梁启超、夏曾佑、崔适，则是直接受经今文学启示而使中国史学开始转变的三位大师。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各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的交锋，成为史学发展的主戏，其中又有各个史学流派内部的争论和交锋，颇为热闹。从史观上看，有唯物史观、民生史观、生机主义史观、文化形态史观、人文史观，实验主义、科学主义、社会有机体论，等等；从派别上看，有史观派、史料派、考证派（遗物考证派）、传统派（记诵派）、革新派（宣传派）、科学派（考订派）、信古派、泥古派、疑古派（记载考证派）、释古派，等等。其中史观派，有学者又将其分为“儒教史观派”（经典派）、“超儒教史观派”（超经典派），等等。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越来越强大，最终成为史学的主干。
五四运动后最著名的史学家，有“马列五老”，即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有“史林二陈”，即陈寅恪、陈垣；有考信大师王国维，方法论者胡适，疑古主将顾颉刚，通史圣手吕思勉，考古先锋李济，还有古史专家钱穆，宗教史家汤用彤，文化史家柳诒徵，学科带头人傅斯年，等等。他们既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又是中国史学的通才，甚至在史学之外的一些领域也造诣非凡，所以在中国近代史和学术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近代史学的第四个特点，是发现了新史料，产生了现代考古学。
1925年7月， 王国维在清华大学给学生们演讲时曾经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他所说的“新发现”，主要包括五项内容：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新疆各地的简牍，敦煌千佛洞的六朝唐人所写卷轴，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和藏书，各地发现的古代外族遗文。由于这些新发现，使得近代成为“新史料之发现的时代”，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天地。特别是在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发现的甲骨文，最早被人们当做药材出售，而后迅速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出现了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沫若）、董彦堂（作宾）等著名大师。敦煌写经和佛画研究，发展成敦煌学。新疆汉晋简牍的研究，发展成简牍学。同时，现代考古学也在田野挖掘实践中产生出来，出现了李济、裴文中、夏鼐等著名考古学家。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史学以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为分界线，走过了两个特色鲜明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以前，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5年甲午海战，是中国史学从封建旧史学中脱胎出来，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时期。甲午以后，经过戊戌变法，到1902年梁启超发表著名论著《新史学》，是资产阶级新史学正式产生的时期。从190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间经过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史学继续发展并开始分化的时期。五四运动以后，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20年代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实验主义史学为代表的新型资产阶级史学取代晚清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疑古思潮盛极一时。到30年代，发生了热烈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实质性的发展。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加壮大，成为史学发展的主流。总之，走出封建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基本线索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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