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学的包罗万象，史学著作的历史悠久和著作量之大，更由于形势需要下的学术分工，天文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法学等等相继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即历史学本身，也形成许多分支，大体说来有以下各种：①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对历史学的目的、作用、笔法、道德修养等，就有若干专门的论著，如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刘知几《史通》内篇、章学诚《文史通义》等。现在，则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理论指导。②史料学：包括对传世文献、金石碑志、出土文物以及资料长编的研究和编撰等。古代如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等，近代以来如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郭沫若的《卜辞通纂》、唐长孺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唐耕耦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以及《雅片战争》、《太平天国》等许多资料汇编。③目录学：二十四史中许多史书有《经籍志》或《艺文志》，清代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说是古代目录学的集大成的著作。近代目录学的著作更多，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则为丛书目录之集大成者。④考据学：如司马光的《通鉴考异》、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等近代以来对于历史事件、人物、地理等的考据论著，更是不胜枚举。如王国维《观堂集林》中所收《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太史公行年考》、《魏石经考》等许多有创见的考证文章；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岑仲勉的《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等，皆其较著者。⑤历史编纂学：《史通》一书中有许多篇论述史书的写法，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亦有人物、专史、断代史等如何写法的篇章。历史科学的这许多分支，其共同要求则在于求得历史的真实，反映历史的真相。人们只有在了解历史的真实情况下，才能找出历史发展的内在因素，求得其发展规律，起到借鉴作用，为当前的社会服务。
确实，历史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可以培养人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可以增进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更可以作为决策行事的借鉴，直接服务于现实社会。因此，历史学决不是可有可无，而是现实社会中所不可缺少的。
即以历史事件为前车之鉴，作为借鉴来说，在中国过去的社会中，就是屡见不鲜，屈指难数的。前面提到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就说明殷商之人如商纣，应以夏桀灭亡之事为借鉴。再如西汉初年，经常以秦朝的灭亡为鉴戒。《汉书·陆贾传》记载着这样一件有意思的事，即陆贾经常在汉高祖刘邦面前称赞《诗》、《书》，高祖骂着说：“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说：“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汉高祖一时觉悟过来，即对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于是陆贾著书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名其书为《新语》。高祖叫陆贾写出秦所以灭亡，他自己所以得天下的道理，自然是要以秦亡为鉴戒的。陆贾的《新语》，确也从多方面写出了秦亡的道理，故高祖每读一篇皆称善。如《新语·无为》篇，谓虞舜与周公，曾经无为而治；秦用酷法暴刑，穷兵黩武，法越多而犯法者也越多，兵马日增而敌人亦日众，终至于灭亡。汉初的无为而治，固然是在战乱之后不得不实行的休养生息的政策，而秦的暴刑暴役以致灭亡，确是前车之鉴，陆贾的《无为》篇，应该起了不蹈覆辙的指引作用吧！贾谊的《过秦论》，更是以秦亡为借鉴的名篇。鉴于秦朝严法暴刑以致灭亡，汉高祖初入关时就临时约法三章，孝惠、高后时又除《挟书律》、《三族令》和《妖言令》等苛酷法令。这些就是前代秦朝的历史，对后继者汉朝当时社会所起的借鉴作用的事例。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以隋朝灭亡为借鉴的事尤多。我曾在《论唐太宗》一文中，初步指出《贞观政要》一书中以“亡隋”为戒的事就有四十五处。如关于农业生产方面，唐太宗曾对侍臣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亡隋之辙，殷鉴不远。”唐太宗于是“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贞观政要·论务农》）。此即以秦皇、汉武和亡隋为戒者。
对中书省所出的诏敕，是否有不同意见或敕令有误，唐太宗鉴于隋朝之失，即要求门下官员对之提出意见，纠正违失，免蹈亡隋的覆辙。《贞观政要·论政体》就记载了唐太宗对门下省黄门侍郎王珪所说的这段话：
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伟，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
这段殷殷告诫王珪的话，指明中门、门下的分工，对不妥当和有错误的政令，必须纠正，不能依违其间，再蹈隋朝的覆辙。这是唐初以亡隋为鉴戒的又一事例。
唐太宗也反对隋文帝的专断，认为这会贻误大事，招致覆灭之灾。同书同篇记载唐太宗问其臣萧瑀，隋文帝是什么样的帝王？萧瑀回答是“励精之主”。唐太宗指出萧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虽然隋文帝能勤于政事，但不信任百官，事多独断，因而容易失误，其言大略如下：
（隋文帝）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
鉴于隋帝的专断独行，因而要求百司在商量稳妥以后，再付诸实施，不妥者即要求臣下执奏，不得顺旨附和。唐太宗的所以能够采纳臣下意见，鼓励进谏和纳谏，隋帝专断之害，实为一深刻的借鉴和重要的因素。
唐太宗君臣尤以隋炀帝自恃富强、奢侈纵欲以致灭亡为借鉴，《贞观政要·论君道》记载魏征的上疏说：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所有。彼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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