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学术界积极开展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发表论文近百数，并有多部专著和论文集编辑出版。这当然是一桩盛事。其实该项研究并不自近年始，早在本世纪初，西方的汉学家以及我国的一些学者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抗战期间由于修筑滇湎、中印公路，更兴起一时热潮。算来已有半个多世纪，今后恐怕还要继续下去。
但是，这些论著在方法论上似乎都有一种偏差：问题是由张骞从大夏回国后向武帝建议开通身毒国道而提出来的，但却很少从这个建议的始末缘由，或者说从记述这件事情的《史记》之《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的原始材料本身进行研究。也许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及深入，特别是滇缅和中印公路的建成通车，已经在事实上给古代川滇缅印道做了证明，再从张骞的原始材料来讨论就显得无此必要了。
殊不知这样一来，给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的研究，带来了先入为主的障碍。由于以往研究的历史较长，又出自名家之笔，因而因循旧说，以讹传讹的现象时或有之，某种程度上将研究引入一个误区。今举其中几个要点，祈望时贤予以指正。
一
张骞当年向武帝建议开通的，或者说他所指求的“身毒国道”应该是哪条路线，在以往的研究中始终没有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好像这不是个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在张骞向武帝汇报的时候早已明确了。比如上引梁启超《中国与印度之交通》即云：“滇缅路，即张骞所欲开通而卒归失败者也。”虽未便明言此即张骞本人早已经认定的路线，但这种倾向是有的。西方的一些学者亦著文说：“张骞事实上已清楚地知道，在四川和印度之间，通过云南和缅甸或阿萨密有一条商路。”（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中译本，第376页。）“阿萨姆-缅甸路线的最早资料出处，见于公元前126年汉代张骞出使月氏国归来向武帝提交的报告中。”（注：S.L.Baruah《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印度历史证据：阿豪马人迁居阿萨姆的路线》，江玉祥译，《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二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这就确确实实将滇缅道的专利权归之于张骞。
事情果然是这样吗？
为便于分析，先将《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的原始材料照录如下：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
从以上两传的记述可以肯定，无论是张骞抑或汉武帝，都不知蜀身毒道的具体走法，所以才“四道并出”，以今成都（蜀）和宜宾（犍为）为始发点，从不同的方位探索。结果出máng②、出冉，即从成都西北经今阿坝地区的一路，为氐族所阻；出徙，即由成都西南经今天全县的一路，为筰族所阻；出邛、僰，即由成都和宜宾分别向南和西南进入云南境内的二路，又在今大理一带为昆明族所阻，皆半途而废。这本没有什么疑问。唯一容易引起误解的，似乎只有《西南夷列传》“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这一句话。但这不过是张骞因在大夏见到邛竹杖，而相应做出的揣度之词，他头脑中并无肯定意向，更无具体的路径。或此句为太史公的夹叙亦未可知。西方学者可能不谙古汉语句式结构，出此讹误，而中国学者何以不察？尤其80年代中发表的一篇论文，在引证了上述两段记述之后，写道：“司马迁不嫌重复，写出的两篇文字，把它参合审核，文义非常清楚。即是说：蜀西南经滇缅是与印度有一条原始的商道相通的。蜀物曾从这条路输入印度，更远销阿富汗（大夏）和伊朗、伊拉克等半沙漠亚热带气候地区。这位精细的侦察者张骞，推断得没错。”（注：任乃强：《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古代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就更令人费解了。思之再三，或作者出于这种考虑：司马迁初时虽有“四道并出”的记载，但两传最后都落在开通西南夷以指求身毒国这一点上，因而客观上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这是张骞谋划的结果。实则不然。
首先，开发西南夷最早并非由张骞提出。早在张骞回国之前，武帝即“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略定西夷”（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为使这件工作有效进行，并发巴蜀之民数万人，以期开通西南夷的道路。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朝廷上有不同意见，道既未开通，经略西南夷亦就此搁置。在这个时候，张骞从西域回来，陈述经身毒以通大夏的利害，武帝乃旧事重论。开发西南夷始终是武帝“怀远”的既定方针，张骞的提议促使武帝将指求身毒国与经略西南夷这两件事合并执行。“四道并出”，最后落实在西南夷路线上，与其说是张骞的主张，勿宁说是武帝早有的成算。在武帝的心里，指求身毒国道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更现实的恐怕还是借此开发西南夷。
另外，在四方探道的过程中，又有些新的线索加重了西南夷道的筹码。如派往南方的一路，虽闭于昆明，但打听到了一个消息，即由此往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而其国人“乘象”，又正好与张骞在大夏听到的关于身毒的情况相符。还有一种情况也值得重视。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及《武帝纪》等章节，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秋，司马迁曾随驰义侯往征西南夷，直到次年十月方归，在那里总共住了有一年的时间。毫无疑问，他对当地的交通是熟悉的。《大宛列传》所记昆明以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以及蜀商在那里货贸的情况，既可能来自武帝派出探道的“间使”，亦有可能是太史公本人实地考察所得到的第一手材料。著史者的个人导向不可轻估。在这之后，武帝下更大决心，派遣将军郭昌和卫广率数万士兵“往击昆明之遮杀汉使者，斩虏数万人”（注：《史记·大宛列传》。），西南夷道仍不能通。纵观武帝之经略西南，前后凡30年，始终是将探索交通路线置于大的政治框架之内，探道最后落实在西南，是客观政治形势发展的结果，并不能说明此即张骞所指求的路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