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期，和帝永元六年（94年），永昌郡“徼外敦忍乙王慕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97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永初元年（107年），徼外僬侥仲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注：《后汉书·西南夷传》。）敦忍乙、掸国、僬侥种夷皆在今缅甸境内，是公元一世纪末，此道的缅甸一段亦得开通。奇怪的是《后汉书·西南夷传》并无一字提及印度，遍索这一时期的汉文文献未有印度经西南夷交通中国之事，而中国的史官对此时的中印关系并非一无所知。《梁书·诸夷传·总叙》：“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来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是桓帝时印度与中国通过日南海路联系；桓帝之前则通过陆路，即西域联系，与川滇缅印道无涉。证据见于同传中天竺国条：“汉和帝时（89-105年），天竺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遂绝。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四年（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引文中的“西域反叛”系指班超离开西域后，继任的都护任尚任事峻刻，对西域诸国不加抚恤，引起反感，纷纷起兵攻尚；朝廷征河西羌兵驰援西域，又引起羌人起义，陇道因此断绝，檄书不通。东汉政府感到西域险远，难相应赴，乃于安帝永初元年（107年）罢西域都护，并撤回西域的戍卒，“自此遂弃西域”（注：《后汉书·西域传》。）。由于道路不通，天竺自难再由西域入贡，这才探索别的途径，一直到桓帝延熹二年始由海路再至中国。这段记载清楚表明，和帝、安帝间，当缅甸境内诸君长通过西南夷交通中国的时候，印度仅取西域西北一线贡献，尚未经缅甸进入中国；至汉末桓帝世，又改由日南海路，仍未利用缅甸陆路。一句话，川滇缅印道作为中西交通线，迄于汉末，仅完成了前三段，最后一段通印度的道路并未凿通。
要之，此线的开发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早，印度佛教早由东汉甚至更早从此线传入的说法并无交通路线方面的真实凭据。顺便提一下，本文第二、三、四部分谈到研究西南丝路的学者误用或者应慎用的几则史料，也同时被这些学者用于论证佛教早由川滇缅印道传入的证据，自然也不能说明问题。不再赘述。
那么，汉代之后，假设在一个不算长的历史时期已经全线开通，印度佛教是否具备由此线传入的条件？
我们知道，在佛教产生的时代，印度恒河流域分布着许多著名的城市，如瞻波、舍卫、吠舍厘、王舍、波罗奈、迦毗罗卫等等。由于佛教与商人的特殊关系，最初佛教活动的场所均在这些大城市，释迦牟尼每年“夏坐”以及平时停留的地方，所谓“精舍”之类，亦在这些大城市之中（注：季羡林：《商人与佛》，《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8页。）。这在早期的阿含部经典中有所反映。这个特点贯穿早期佛教传播的整个过程。释迦牟尼在世时，他“游行”的路线基本上都是经济繁荣的商路，此后佛教对外传播也都是循着一些著名的国际商路进行，这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
应该指出的是，佛教自在恒河流域发展起来以后，几个世纪，它的传播方向一直指向西北印度，后来扩展到南印度。这有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文地理方面的原因，暂不讨论。向东，则没有确凿的资料可以显示出它的传播迹象（注：佛教史有个说法，在阿育王时代曾派遣高僧大德向孔雀帝国的九个周边地区传布佛教。其中末示摩（Maj-jhima）被派往雪山（Himavanta），亦即喜马拉雅山地区，须那（Soma）和郁多罗（Uttara）被派往金地（Suvarnabhumi），亦即孟加拉和下缅甸，似乎喻示了佛教向东早期传播的可能。但学者们对阿育王向九方布教之事，历来有不同意见，特别对上述两地，尚未有更多的材料（文献及出土物）能够证实。）。迦摩缕波国所在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在印度古代历史发展阶段上比较落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称此地为“蛮国”。好象在公元7世纪之前，佛教还没有传到这个地方。《大唐西域记》卷十“迦摩缕波国”条：
迦摩缕波国周万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土地泉湿，稼穑时播。般核娑果、那罗鸡罗果，其树虽多，弥复珍贵。河流湖陂，交带城邑。气序和畅，风俗淳质。人形卑小，容貌釐黑，语言少异中印度。性甚犷暴，志存强学，宗事天神，不信佛法，故自佛兴以迄于今，尚未建立伽蓝，招集僧侣。其有净信之徒，但窃念而已。天祠数百，异道数万。
玄奘抵达该国的时候，尚“不信佛法”，甚至到了宋代，这种情况亦未有多大改变（注：宋沙门志磐所撰《佛祖统记》卷三二亦称“此国（按指迦摩缕波）已历千世，至今不信佛法。”），在此之前，佛教怎么可能通过这些真空地带再传中国呢？当然，有的学者会提出，迦摩缕波是否在佛教传播中起一个中间“过路”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东汉及其以后一个时期，尚属佛教的初传阶段。如上所述，当时的传播方向指向西北，并按国际商道进行。这个商道的某个中间地带可能仅起过路作用，比如明帝佛教初传中国之时，西域即为“过路”（注：参阅拙文《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但西域毕竟是在著名国际商道上，早在佛教传播之前即已沟通西北印度，成为丝路的中枢，而迦摩缕波国以及由此想像出来的川滇缅印道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其一，佛教当时并未向东传播；其二，前已说明，该道迄于汉末，其开凿止于中国西南边境及其连接缅甸的一部分，所谓“蜀贾奸出物者”有可能穿越北道到达印度（如果“滇越”真的是印度阿萨姆邦，亦即玄奘所记迦摩缕波国），不过为牟取暴利，以生命作赌注，行险侥幸而已，不能认为它就是流通有序的正式商道，佛教的传播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进行。
认为印度佛教应早由此道传入，或系不甚了解佛教传播的自身规律与特点以及它的早期传播的历史使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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