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以至南朝之世，“蜀之西界”而又据交通要道者，应从益州（成都）西出郫县的方位去寻求。同一部《高僧传》，其卷八《玄畅传》谓刘宋末叶，玄畅由荆州至成都，“至昇明三年，又游西界，观嘱岷岭，乃于岷山郡北部广阳县界见齐后山，遂有终焉之志。”按广阳县治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西北，此处既云“西界”，当可借以明确《慧叡传》中“蜀之西界”的概念及其地理范围。《玄畅传》并有“河南吐谷浑主遥心敬慕，乃驰骑数百”迎玄畅于齐山之语，尤证“蜀之西界”应与青海的吐谷浑为邻。吐谷浑迎请玄畅以及慧叡“经行蜀之西界”被掠，走得均为同一路线，即由成都西出郫县，经广阳（茂汶）、龙涸（松潘）而至吐谷浑。至于慧叡被赎后再去印度，当从被掠的地方--蜀之西界直入吐谷浑，经西域而至，绝不会走滇、缅。固不待言。
今人看待“蜀之西界”，往往失之宽泛，有时还用来指连接云南的地段。但古籍所载，均有定位。“蜀之西界”在晋、宋之时是一个严格的地理用词。且不言上举《玄畅传》实证，即从慧叡在蜀之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的情节，也难以将它比附为与云南交界之处。因为晋、宋之际，蜀中能够用作牧场的只有茂汶及其邻近的吐谷浑地，“牧羊”是此地独有的人文景观。将“经行蜀之西界”理解成走滇缅道，袁、梁二氏之误甚矣！
袁氏，滇史专家；任公先生，学界泰斗。二氏治学不可谓不精，然亦有疏漏者。后人不辨，附和者多，又不肯从史料本身字斟句酌，辗转抄缀，妄用此则文字，致生偏误，是极其可惜的。
四
还有一则被经常引证的材料，似也应审慎对待。见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慧轮传》：
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寻弶伽河而下，至密栗伽悉他钵娜寺。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柯道而出，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年矣。
室利笈多大王即印度笈多王朝的建国者旃陀罗笈多（Gandragupta I）的祖父，梵文'Srīgupta，公元3世纪晚期在位，则此20余僧赴印时间亦当在3世纪末。由于文中指明唐僧系由“蜀川牂柯道而出”，不少学者便推测系走滇缅一路，并以此极证川滇缅印古道开发利用之早。上引梁启超等文在谈慧叡的同时，亦谈到《慧轮传》的内容，并将“蜀川牂柯道”与由滇缅入印的交通路线联系起来，在两者之间画了一个等号。凡此，笔者认为均有可商榷之处。
首先，蜀川牂柯道是否即为川滇缅印道？《汉书·西南夷传》记载：
建元六年（前135年），大行王恢击东粤，东粤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晓南粤。南粤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可行船。南粤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粤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为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上许之。乃拜蒙以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符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
引文中的“牂柯江”即盘江，自贵州东南流经广西、广东入海。广西一段又称红水河，广东一段称西江。番禺，南粤首府，今广东广州市。僰道，今四川宜宾西南安边场。由僰道至番禺，系从宜宾南下，穿越贵州，即古夜郎国境，浮舟北盘江、红水河、西江而至柯道的开发是针对南粤的，“自僰道指牂柯江”，目的是通过牂柯江抵南粤境，由西北而东南，此道的大方向至为明确，不能随意解释。
张骞向武帝建议通身毒国，其事要晚于唐蒙开牂柯道。当时曾“四道并出”，从不同的地理方位进行探索，其中出邛、僰二道，被如今研究西南丝绸之路的学者认定为由四川经云南、缅甸进入印度的路线。特别是出僰，由于它和牂柯道的始发点相同，最初的地段又有重合，故连带以为牂柯道亦是由陆路通身毒的路线之一。实误。
按“出僰”一路，不过因袭唐蒙旧道，或者时间再往前，因袭秦五尺道，试由此重新探索一条新路，最终并非走牂柯，而是由川南的僰人居住区分道向滇西走去，遂闭于巂、昆明。所行与牂柯道的方向刚好相反。一个西南，一个东南，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因此，可以肯定，蜀川牂柯道绝非川滇缅印道。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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