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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曾就考古发现，比如四川茂汶早期石棺葬中出土的不含钡的琉璃珠、云南江川李家山战国墓出土的蚀花肉红髓珠等域外工艺品，以证西南丝绸之路，亦即川滇缅印道的早期存在。并引用文献资料，如鱼豢《魏略·西戎传》：“大秦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以补充说明之。1990年以来开展的关于“佛教初传南方之路”的学术讨论中，又有学者将云南大理东汉墓出土的吹萧胡俑认作佛教由滇缅道传入的证据之一。
可是，怎么证明它们必然是由滇缅道，而不是别的路线输入的呢？
诚然，不含钡玻璃珠也好，蚀花肉红髓珠也好，都不是中国本土的东西，戴尖帽的胡俑也可以认为与中西的文化交流有关。但四川和云南通域外的交通路线并不只滇缅路一条，而这些域外工艺品和陶俑又并不具备经滇缅的独有的文化特征；茂汶不含钡琉璃珠被认为来自中亚和西亚（注：高至喜：《论我国春秋战国的玻璃器及有关问题》，《文物》1985年第12期。），蚀花肉红髓珠亦来自西亚和大秦（注：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思想战线》1982年第2期。），这些地方的物品进入中国，固然可由滇缅道，但也可由西域道、牂柯道和蜀交趾道。至于《魏略·西戎传》，行文逻辑已将永昌与通过永昌与交趾七郡的关系摆放得十分明确，恰恰不能证实其地所出之“异物”来源于滇缅道交通。
汉墓所出胡人俑，非仅云南大理一处，更多的是在广西和广东发现。如广西贵县、广东广州以及广东顺德等汉墓中均出土了大量胡人俑，迥非偶然。如果云南大理所出胡人俑体现了中外来往的历史事实，与其说是通过滇缅道，毋宁说通过牂柯道或交趾道更有说服力。
本文第四部分曾简单论述了牂柯道，实际上这条道路的开发是很早的。《史记》和《汉书》的《西南夷传》均言南粤“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按同（桐）师在今云南保山一带，在大理以西，地属西南夷。是西南夷在西汉初年已通过牂柯江交通南海诸郡。
大约在这前后（具体时间不能确定），由蜀经僰道、滇池东南交通交趾的蜀交趾道也已开通。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偏于中国西南的益州以及南隅的交趾相对来说比较安定，大批士人进入这两个地区，并在这个范围内移动。诸葛亮治蜀，积极发展周边关系，故交趾与蜀来往密切，我们完全可以从《三国志》的某些记载说明此道在东汉朝的一些情况。蜀汉建国之初即为太傅的东汉名士许靖，于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避乱交州，与交趾太守士燮交厚，后应刘璋之招，由交趾入蜀（注：《三国志·蜀书·许靖传》。）。具体入蜀的路线未做交待，但据《三国志·蜀书·刘巴传》可推其大略。该传称：“刘巴，字子初，零陵烝阳人也。……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而巴北诣曹公。曹公辟为掾，使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会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远适交趾。先主深以为恨。巴复从交趾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辞谢罪负，先主不责。而诸葛孔明数称荐之，先主辟为左将军西曹掾。”注引《零陵先贤志》：“巴入交趾，更姓为张。与交趾太守士燮计议不合，乃由牂柯道去，为益州郡所拘留。”汉末的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县东北，刘巴由交趾入蜀，或溯红河，或溯明江和盘龙江而上，西北入益州郡界，经滇池北上蜀郡。又据《晋书·陶璜传》，晋灭蜀汉后，南中监军霍弋遣将“自蜀出交趾，破吴军于古城，斩大都督修则、交州刺史刘俊。”按此时之“南中”当指以滇池为中心的地区，是晋军自滇池起兵无疑；同传并载晋灭吴后，吴交州刺史陶璜留任，在其上朝廷的奏文中称：“宁州、兴古接据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陆并通，互相维卫。”晋时宁州即汉末益州郡治所，兴古在今云南弥勒县以南，则由交趾入蜀路线应溯明江和盘龙江直上；陆路傍河岸而行，二路互相维卫，皆西北经滇池，道里甚明。
蜀交趾道如果不溯明江和盘龙江，而是溯红河，并且不北上滇池，而是一直向西，溯元江可直达今云南大理，所以汉时由永昌郡通交趾的路线也是十分便捷的。《魏略·西戎传》所称之永昌“异物”很可能便是由此水道输入。
牂柯道和蜀交趾道皆由四川东南出，它们最初的某些地段可能重合，自曲靖和晋宁以下即分股，一由牂柯江（盘江）、红水河和西江去广州，一由红河或盘龙江、明江去交趾。它们在汉代为四川通往南海和交趾的两条根本交通线。
实际上，汉代在中国西南开凿的真正能够使用的中外交通路线也就是这么两条。以往开展的“西南丝绸之路”或称“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在概念上有一个限定，专指川滇缅印道（注：参阅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和1995年出版的《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上的有关论文。）。我以为这个框框应该打破。大西南古代早期的中西交通，以今日论之，将其比之牂柯道和蜀交趾道或较川滇缅印道更为切合历史实际，也更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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