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自19世纪中叶产生以来，历经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已成为当今国际史坛上一支引人瞩目的史学劲旅。尤其自二战以后，英、法、美、前西德、意大利等国涌现出一大批世界驰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在许多方面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由于特定的历史和现实环境，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十分注重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中汲取营养，不断拓宽研究领域，改进研究方法，从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理论特征。这些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反对自我封闭坚持开放式研究
首先，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张打破学科界限，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早在三四十年代，英国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莫里斯·多布就对社会科学各学科间彼此隔绝的状况深表不满，极力倡导跨学科研究，他的代表作《资本主义发展研究》就是结合历史学和经济学进行交叉研究的结晶。进入当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此更为重视，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化学、民俗学、精神学等相邻学科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与合作。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致认为，历史学应当成为一门“综合的学问”，其研究范围应囊括所有社会历史现象，包括人口统计与血缘关系、城市研究、社会各阶级和各集团、集体意识与人类文化、社会变迁与发展、社会运动及社会对抗的各种现象。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和文学系主任约翰·布鲁尔评论道，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突出的特点是：“他们从不作茧自缚，从不把历史当作经院学问来作，他们踊跃参加现实政治辩论，与文学、哲学等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广泛交换意见，从而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力量。”（注：约翰·布鲁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种流派》，《世界历史》1983年第6期，第75页。）在法国，伏维尔堪称跨学科研究的代表， 他把历史学和心理学结合起来，对法国革命中的非基督教化运动，革命前夕普罗斯旺地区的节日，大革命中的英雄化及人们对死亡的态度等问题进行了独到研究，写出了《巴罗克虔诚和非基督化》、《宗教与大革命》、《大革命心态》等著作，指出法国大革命既是社会经济变化的产物，也是精神状态长期演变的必然结果，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不仅是政治经济的变革，还有心理状态的巨大变化。伏维尔开辟了法国大革命社会心态史研究的新领域。可以说，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已找不到一个人还在孤立地进行封闭式历史研究，他们至少已与社会学结合一起，这一特点反映了当代史学日趋社会学化的总体趋势。
其次，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各流派保持对话，经常一起平等地讨论重大历史问题。在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事例就是《过去与现在》的历史。该刊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于1952年创办的。在其酝酿期间，曾有人提议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通讯》为刊名，但主办者认为这个名称会妨碍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交流与合作，遂改为《过去与现在》。可见，创刊伊始主办者就有意识地把它办成一个基础广泛的合作性刊物。几十年来，该刊登载了大量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优秀论文。在它的编委会里，总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非历史学家，如美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斯通、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阿布拉姆斯、人类学家古迪等，都曾担任该刊编委委员。《过去与现在》现已成为英国最有生气、最具权威性的史学刊物之一，在国际史学界也享有很高声望，它之所以能有此地位，与其坚持开放与合作原则是分不开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积极参与重大历史问题的国际讨论，如英国革命前的乡绅问题，法国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作用问题，英国工业革命中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问题，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等。通过相互交流切磋，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断吸取其他学派的有价值的理论、概念和方法，用以丰富和发展自己。例如，在法国大革命有关问题的论战中，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借鉴了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概念，加强了对革命前长期性因素的综合研究，并采用资产阶级史学的计量研究方法，从而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更加准确，对法国革命的原因、性质和意义的认识更为深刻。所以霍布斯鲍姆等人说，他们从年鉴学派身上“获益匪浅”。
二、坚持“自下往上看的史学”研究视角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自下往上看的史学”（Historyfromthe bottom up）与“下层的史学”（History of the bottom）是两个不同概念。在当今国际史坛上，注重研究社会下层历史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家。因为自本世纪初兰克学派衰落后，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抛弃了以研究社会上层为中心的传统模式，把注意力转向“隐藏在冰山顶尖之下”的社会底层历史。但是，资产阶级史学家往往只是孤立地研究社会下层，仅把下层民众当作一种被动、消极、沉默的力量，而不是作为一种促进上层社会变化、推动整个历史前进的积极力量加以描述，结果至多写出了“下层的历史”，而写不出“从下往上看的历史”，因此归根结底他们的研究视角仍是“从上往下看的”。与此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主张的是真正的“从下往上看的史学”，即以社会下层人民为研究的出发点（而不是作为单纯的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人民大众的生活经历和斗争及其对整个上层社会的影响和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
最先提出“自下往上看的史学”这一概念的是英国封建社会史和农民运动史专家罗德尼·希尔顿。他认为，传统史学家主要依据过去遗留下来的官方文献资料研究封建社会的历史，因而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坠入上层统治者的偏见之中，不可能实事求是地描绘出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他决心改变角度，重构很少见于历史记载的被压迫者的动机和要求，以弥补这一缺陷。他说，过去史学家们所关注的那些内容，如果“从国家编年史家或中央政府档案的角度看来似乎是重要的”，但假如“从村庄、百户区和郡”的角度看来，其中很多远不是重要的，所以“如果从下往上看而不是从上往下看社会，我们就有可能获得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较为确切的图景。”（注：H.J.Kaye:The BritishMarxist Historians.Polity Press 1984.P.85-86、）从这一视角出发， 希尔顿通过对中世纪英国农民史的系统研究，证明了农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力量，因为，第一，中世纪早期的农民运动多以改善和调整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为主，其结果是推动了农村和小市镇行政管理和司法制度的发展，使农民获得了类似城市市民所享有的、作为独立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所必需的那种权利，即个人自主权。第二，中世纪后期的农民运动多数表现为大规模起义，其目的是推翻整个封建制度，它们对于农奴制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第三，农民还从自身与领主的对立关系以及古代流传下来的习惯、信仰中建构起自己独立的文化体系，其核心就是不向领主承担任何义务和不服从领主的“自由人观念”。这种观念是中世纪留给近代世界的一笔宝贵财富，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重要来源。这样，希尔顿把农民运动和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制度的发展联系起来，写出了真正意义上的“从下往上看的历史”。
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史学研究实践，如法国的乔治·勒费弗尔和阿尔贝·索布尔对法国革命中的农民和巴黎无套裤汉的研究，美国的尤金·吉诺维斯对南方奴隶制度和奴隶群众日常生活的研究，也都明显地体现出“从下往上看的史学”研究倾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