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提倡总体史观注重宏观分析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普遍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因此，以逝去的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家必须树立总体史观，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多方位研究，尽力完整地再现社会历史的全貌。在这方面，克里斯托弗·希尔对英国革命的研究堪为楷模。在他之前，关于英国革命有三种观点影响较大：一种认为英国革命是一场源于宗教冲突的“清教徒革命”；另一种认为是政治、宪法冲突的产物；第三种认为是土地关系变化和乡绅阶层兴起的结果。希尔认为，上述三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都片面强调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他指出，要想正确认识英国革命，必须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总体分析。他说，“我们必须拓宽自己的视野，以便囊括全部社会活动。像革命这样复杂的事件，必须从整体上进行研究。无数的男人、妇女参与了这一政治活动，这不仅是由于经济上的需要， 而且也由于宗教和政治的驱动。”（注：C. Hill: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London.1958,P.31）为此， 希尔对十六七世纪英国的经济、政治、法律、思想、宗教、生活方式等各个社会层面的变化进行了全面考察，证明英国革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在这次变革中，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使17世纪成为英国历史上的“革命世纪”。希尔的研究大大丰富了英国革命的历史内涵，也使希尔成为享誉世界的英国革命史专家。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也是撰写总体历史的杰出代表。他在系统阐述世界近代史的三部曲《革命时代》、《资本时代》、《帝国时代》的每一部当中，无不首先从经济和技术变化入手，进而考察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思想、科学、艺术、宗教等方面的变化，从而描绘了一幅完整而丰满的近近世界的历史画卷。
要对社会进行总体分析，就无法回避社会诸要素间的关系问题，诸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等。对这些关系的理解，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既反对粗糙的阶级斗争归结论，也反对粗俗的经济决定论”（注：宠卓恒：《让马克思主义史学弘扬于国际史坛》，《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第79页。）。希尔指出， 马克思从不认为人的思想观念仅仅是经济需要的苍白无力的反映，片面扩大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马克思以后的人干的，其中很多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干的。所以，希尔在探讨英国革命的起源时，着重考察了革命前英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念及其对英国革命爆发的促进作用。在霍布斯鲍姆看来，“认真关注平民思想，关注垫在社会行为底下的观念意识”，是当代英国乃至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大优势特征（注：H.J.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Polity Press 1984,P.129）。
这样，是不是可以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陷入了二元或多元论？答案是否定的。他们仍然坚持一元论唯物史观，即经济基础是决定性因素。不过，他们赋予经济基础这一范畴以更丰富的内涵。当他们使用“基础”这个概念时，意思指的是“社会关系的总合，即作为适应于一定物质生产水平的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体系（注：H. J.Kaye: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Polity Press 1984,P.154）”。 如此理解经济基础概念是否科学虽可商讨，但它无疑体现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总体史观。
四、鲜明的反教条主义倾向勇于创新的理论探索精神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但不是先知先觉的预言家；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研究的指南，但不是僵化凝固的教条。号称“当代西方头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霍布斯鲍姆列举出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的三条理由：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业已完成的理论，而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学说，因此，不断地加以修正、补充、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源泉和存在基础；第二，马克思主义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某些具体结论是根据19世纪中后期的情况提出来的，物换星移，时过境迁，有些结论已丧失其适用性；第三，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具体结论可能是在尚未占有全部研究资料的情况下，或是出于现实革命斗争的考虑提出来的，因而难免有片面之误。因此，今天不能机械地拘囿于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所做出的具体结论，摘引他们的只言片语生搬硬套，而应当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据本国、本地区、本民族的客观实际，对史学研究对象、思维方式进行深入反思，力求用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为基础的新观念对历史作出新的解释。霍布斯鲍姆说：“充满生气的马克思主义是从马克思的引文不够用的地方开始的。”（注：姚太中、程汉大：《史学概论》，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
重新界定阶级概念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精神的典型例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总是根据对列宁阶级定义的片面理解，把阶级视为一个单纯的经济范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普遍认为，“阶级不能单纯限制在社会关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甚至不能单纯限制在经济方面，简言之，阶级指的是整个社会。”（注：姚太中、程汉大：《史学概论》，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就是说， 阶级是一个社会范畴，它包含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全部社会关系。这种新的解释在爱德华·汤普逊的阶级形成理论中得到集中体现。
汤普逊认为，阶级不是一个先验存在的静止的“物”（thing）， 而是一个动态的“发生”（happening），一个运动的历史过程。 阶级的形成“既是一个经济的、历史的事实，又是一个政治的、文化的事实”（注：赵世玲：《人文化历史》，《史学理论》1987年第4期，第114页。）。阶级是客观物质环境与人的主观努力双向作用的产物，换言之，它既是客观的，被环境创造出来的，又是主观的，自我创造出来的。为了强调阶级形成过程中主观因素的能动作用，汤普逊在书中特意使用了“making”（形成）一词。汤普逊指出，每一个人出生伊始就存在于或者后来被迫纳入某种生产关系中，这种生产关系决定着每一个人的“经历”（experience）。所谓“经历”，指的是人们在历史上所经受过的事情以及人们对这些事情的理解和认识。这是汤普逊阶级形成理论中最关键的一个概念，因为在汤普逊看来，客观的生产关系和主观的阶级意识只有靠“经历”才能联结在一起，按其原话说就是“经历是社会存在和社会觉悟之间的必要的中介”。没有这个中介，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阶级。在特定生产关系中地位大致相同的人将经受大致相似的经历，这便是“阶级经历”。“当一批人通过共同的经历……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另一批人不同（通常是对立的）时阶级就产生了。”（注： E. P. Thompson: TheMaking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Hamondsworth.1963.P8.）这就是说，阶级意识或阶级觉悟--即阶级经历通过传统习惯、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组织形式在文化上的表现--产生之时，亦即阶级最终形成之日。这样，思想意识便被纳入阶级概念之中。由于阶级意识并非自发导源于阶级地位，而是在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中，通过持续不断的阶级经历逐步形成的，因此阶级只有在历史的运动中才体现出来。国际学术界对汤普逊的这套阶级形成新理论虽然评说不一，但人们对其不囿传统、大胆创新的理论探索精神普遍给予充分肯定。
可以肯定地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上述理论特征基本上是积极的、合理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西方历史学的总体发展趋势。但也有不少问题值得探讨，例如，如何在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交往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特点？如何把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同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如何加强自身的理论建设等方面，均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在今后的实践过程中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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