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是史学的一个根本属性，“求真”观念的自觉标志着史学的自觉和独立发展。然而，历史撰述作为史家对历史的认识，其中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独立于认识者而客观存在的“历史”，一是具有价值观念和个人情感的认识主体。因此，历史之“真”是什么，如何能求到“真”，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西方史学发展历程中都倍受重视，反复予以探讨。可以说，中西方史学的发展都伴随着求真观念的演变与深化。
“直书”是植根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反映传统史学的求真观念的独特概念，它的形成、嬗变就是中国传统史学求真观念发展、深化的进程。其间，中国传统史学的“求真”观念也形成、具备了它独特的个性。
一、善善恶恶的“书法不隐”（注：刘家和先生《先秦史学传统中的致用与求真》（载于《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天顺先生《从“齐史之书崔杼”到“史迁之述汉非”》（载于《人文杂志》1987年第3期）对先秦之“书法不隐”的实质，均作过探讨。）
《左传》宣公二年载：晋大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并宣示于朝，孔子对此评论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又，《左传》襄公十四年载，齐太史公“崔杼弑其君”，杀三人而书者踵至。后世史家遂将“直书”传统之渊源追溯至“书法不隐”，将齐太史、南史氏和董狐奉为秉笔直书的楷模。然而，“书法不隐”作为先秦史官的书事原则，其内涵与“直书”有着深刻差异，同时又具内在联系。从“书法不隐”到“直书”的变化，具体体现了中国传统史学“求真”原则的自觉与形成。而“书法不隐”的内涵从一开始就规定了这一“求真”观念的独特发展历程及其个性。
“书法不隐”是先秦史官的书事原则，其内涵是由先秦“国史”及其“书法”的性质与功能所决定的。先秦史官在记录史事时，遵奉着在他们看来是国之“大本”、“大经”的“礼法”为基本标准，在陈述史事的同时，寓褒贬以明善恶，向人们展示一定的行为准则，以维护邦国、家族的安宁长久。于是，在西周春秋之世，已具有了一些史官记事的固定规则和格式，以因“事”而见“礼”，即“书法”。微文见义、据礼以载事的“书法”亦是一项重要的“礼法”。因此，西周、春秋之世的“国史”不仅是对前言往行的“记忆”，亦是崇高的国之“礼经”。
《左传》有关内容和先秦典籍中留存下来的《鲁春秋》佚文表明，当时史官记事具有着与国之“礼法”合一的“书法”。如《礼记·坊记》所载《鲁春秋》之书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这是根据当时礼制“未没丧，不称君”的规定而形成的“书法”，以“示民不争也”。又如鲁昭公夫人姬氏是吴国人，与鲁同姓。由于“周礼”规定：“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故《鲁春秋》讳其姬姓，“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据此，后世学者认为，孔子《春秋》“书法”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先秦国史“书法”的整齐与发展。如班固说：“（孔子）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注：《汉书·艺文志》。）杜预认为，《春秋左氏传》“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其中保留并说明了以《鲁春秋》为代表的春秋时期列国史官的“书法”。（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
那么，“书法不隐”作为先秦史官的书事原则，指的是严格坚持、贯彻以“礼法”为原则的“书法”，其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护“礼法”，为“致用”而非“求真”。在春秋时代，伴随着社会变动、政权下移，出现了“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的现象，（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国之“礼法”和史之“书法”都遭到严重破坏，而董狐、南史氏、齐太史则是“据法守职，不敢为非”的“良史”典范。《左传》在备载晋灵公行暴、赵穿借民愤杀晋灵公一事后，对《春秋》经文“晋赵盾弑其君夷皋”的“书法”加以解释道：“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慼，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春秋谷梁传》进一步解释董狐“书法”的依据说：“子为正卿，入谏不听，出亡不远，君弑，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非子而谁？”“（书法）于盾也，见忠臣之至。”也就是说，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作为一个执政大臣未尽其“忠”的过失，从而昭明了所谓“忠臣”对其君上所应尽到的职责。而赵宣子“为法受恶”之“法”正是史之“书法”与国之“礼法”合一的“法”。齐大史兄弟三人以身殉职，使“崔杼弑其君”永留青史。这句话表明了崔杼负有弑君之罪，从而“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注：吕祖谦：《东莱博议·曹刿谏观社》。）至于齐庄公被弑一事的原委和实际经过，则另有“简牍”记载，并不书之于“典策”。诚如钱钟书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董狐、南史氏）之直笔无畏，盖知作史当善善恶恶矣，而未知信信疑疑之更为先务也。”（注：钱钟书：《管锥篇·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董狐的“书法不隐”是依据“礼”对赵盾作出的善恶功过之评判，而非对历史事实的如实记载。这一价值评判于当时为“是”，而于今则不一定为“是”。宋代理学家、史学家吕祖谦高度褒扬史官之以“书法”昭明人伦礼制：“呜呼！文武周公之泽既竭，仲尼之圣未生，是数百年间，中国所以不沦丧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注：吕祖谦：《东莱博议·曹刿谏观社》。）而清代史家赵翼看到“书法”之下不详甚或失实的记载时，则叹道：“使无传者之详其事，则首恶者不几漏网，而从坐者不宜覆盆耶！”（注：赵翼：《陔余丛考》考二《春秋书法可疑》条。）
然而，先秦国史作为国之“礼经”，它昭法式而垂法戒，具有教育、监督君王贵族的功用，“君举必书”作为重要的“书法”原则，它保证了“国史”的尊严及其功能的实现。《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载，鲁庄公“如齐观社”，曹刿谏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又如《韩诗外传》卷七记“赵简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门下三日三夜。简子使问之，曰：‘子欲见寡人何事？’周舍对曰：‘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过而日有记也，月有感也，岁有效也’。”可见，“君举必书”的“书法”中包含了为求“致用”而必须“求真”，“求真”乃是“致用”的前提、保证的意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