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历史假设的内在依据
在哲学领域里，我们从来没有忽视可能与现实这对范畴，只是没有将其方法论意义延伸到历史研究领域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以及它和周围条件的复杂联系，在事物发展中往往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可能性；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一个由可能向现实转化的过程。可能性是事物合乎规律的发展趋势，是事物具备了一定条件下的发展趋向；现实性则是现今存在的客观事实，是已经实现了的可能性。可能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就自然界来讲，是自发进行的；就人类社会来讲，则体现着阶级的和民族的意志，表明主观能动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不去研究历史的可能性，是由于线性发展观和机械决定论作出的选择。他们认为：历史的进程是按照线性因果律发展的：（一）文化间的冲突，人的能动作用，地理环境的变更，均是偶然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的表现形式；而这个因素相对于具体历史事件而言是前定的，故昨天的历史决定了今天的历史，也预示了明天的历史，现实的历史是唯一现存的历史，也是最合理的历史。这种决定论表明历史进程中根本没有其它可能性，只能有一种选择，就是现实的历史；自然也就得出了“历史不容假设”的结论。（二）它把规律绝对化，说规律是不可违抗的，各民族的历史，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在一个早已构筑好的框架内或快或慢地运行。（三）它把人变成一种工具，被动地适应环境的摆布，人在历史面前显得完全无能为力。
这种史学传统，也多少受了苏联历史学的影响。长期以来，苏联史学研究中遵循着这样一条原则：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在于推测未发生的事件，而在于具体分析已发生的事件。50年代，苏联有人提出：在16世纪的俄国并非只能建立无限制的君主王权，还有选择国会之可能；但遭到了批判。①于是，我们也把对历史可能发展道路的探索看作是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断处理历史事实，历史不容选择。
本来，可能和现实是观察历史现象的一对重要范畴。由可能走向现实的过程，是历史事件发展变化的客观过程。然而，我们一直希望以历史的必然和偶然这对关系取而代之，把历史的现实性理解为历史的必然性，造成了历史学的种种混乱。近年来讨论历史的必然与偶然关系的比较多。盛国雄、崔世广二同志主张将史学研究中相互矛盾、相互分离的情况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这对范畴用新的范畴来取代。②我以为如能加进可能与现实这对范畴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马克思在论述社会形态中指出：原始共同体向私有制的发展有着向奴隶制、农奴制、封建制，甚至资本主义发展的多种可能性，选择某一具体的社会形态的过程则是由可能向现实转化的过程。③列宁也指出：“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④毛泽东同志充分认识到了历史的可能与现实的关系，在革命实践中作了天才的发挥，他说：“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⑤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分析说：“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了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待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⑥
恩格斯在讨论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时，指出：把现实性混同于必然性“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⑦
可见只有用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来分析历史现象时，历史学才称之为科学，所以历史学的理论必须加进可能和现实这对范畴的研究。
历史的演进过程是人类有意识地进行选择和创造的过程。历史是什么？“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恩格斯指出：“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是人替它们创造的。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与了创造，那也不是它们所知道和希望的。相似地，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⑧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有意识地创造的，是人类认识到历史进程的可能性后有选择地创造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历史往后，人们愈能认识历史发展中有利于人类的可能性进程，人类选择自己历史的主动权就愈大。
我们认为，历史进程在某些关头面临着众多的可能性选择。这些可能的历史，和现实的历史一样，存在着客观的依据。可能的历史之所以没有变成现实，并不是违背了客观规律，而是由于某个支点上的某种因素多了一点，某种因素少了一点。如果对历史事件怎样由可能走向现实展开研究的话，那是非常有意义的。《学习与探索》杂志上开展这方面的探讨就是开创了良好的先例。历史上“有多种可供选择的历史进程，并且有一种实在的非决定论存在于一个包含自由动因的宇宙之中”。⑨人们一旦把握住了这种可能性，那变成现实的历史完全是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奠定的。科学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决定论和选择论的统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历史前进可能性的一种最佳选择。这也是遵循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第一，在社会历史这个复杂的大系统中，经济因素是最后的决定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体现出了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就具体历史事件而言，地理环境的变更，文化之间的冲突，历史人物的作用和历史的惯性力，不仅仅有加速或延缓历史进程的作用，而且有作为经济因素增长的外动力，发挥着改变历史前进方向的作用。如，尼罗河流域的沙漠化导致古文明的毁灭；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促使世界上许多国家直接由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经常说马克思和列宁造就了一个新时代，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说明历史人物在特定的时刻，是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是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命运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处于普遍的联系中，一事物的原因就是另一事物的结果，并且两者之间常常相互转化。认识到了“‘因果关系的运动’实际上＝在不同的广度或深度上被抓住、被把握住内部联系的物质运动以及历史运动”，分清什么是真正的逻辑关系，什么是胡乱联系，也就能认识两个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在中国历史未与西方历史发生关系以前，哪怕西方的洪水滔天，中国的封建帝王们决不会感到有安全的威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悉尼·胡克在他的《历史中的英雄》一书中对非本质联系愤愤不平：“如果我的狗不叫‘追踪者’，而叫老虎的话，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事情都必须受他的影响吗”。⑩我们正是承认了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承认了本质联系的事物之间的矛盾运动和力量变更，才提出事物发展和历史发展方向变更的可能性这一论题的。例如，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这三个相互制约的势力出现了变更，才有我们党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杰出领导人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理论，与蒋介石建立联合政府，和平建国。这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可能性方向当时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历史真的沿着这条路线向前走，中国现代历史将会是另一副模样。可是，蒋介石继续与人民为敌，结果历史实现了更佳的可能性。以上说明：只有认识到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和力量的变更，才能正确地理解历史发展方向变更的可能性。当然，一方面事物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单向线性的因果联系，而是广泛的一因多果、多因一果的普遍联系；另一方面，众多因果之间作用的关系大多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反馈（互为因果）、抵销、重叠与变更力量的关系。这些因果因素的消长的本身，也就体现了事物发展、历史发展的可能性。
第三，就物质世界而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取代了牛顿力学，就说明了它的宏观上的必然性和微观上的或然性。而历史世界则又加入了一个更活跃的因素--人。人的认识能力、社会欲望、个性特征、生活目的以及文化观念等等，都会影响到历史的运动，促使历史向多种形态发展。地理环境的变更，部落、民族的迁徙、实践活动的多样，更能促使历史的发展在某一社会阶段表现出各种可能性和可选择性。表现出五彩缤纷的地方性和民族性。所以说，历史学家对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可能性进行推测是完全可能的。如，对中国近代化问题就提出了各种模拟。毛主席说，没有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按自己的发展脉络也能发展到资本主义。有的学者认为，如果说洪秀全取得全国政权，推行洪仁玕的《资政新篇》的话，那末，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就可因势而利导之，近代化的历程也可尽早完成。还有的学者认为，如果光绪帝更果断一点，中国也能走明治维新一样的道路。可见，对历史进行评价的过程，就是对历史进行假设的过程，也就是承认了历史可能性的事实。叙述性史学只是在历史事件发生以后去寻找因果联系，这叫历史故事；而批判史学则需要超越，超乎现实历史基础之上，看现实历史与历史学家主观愿望上的差距，看人类应该做到什么而又没有做到什么。如，我们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评价，假若只是追随现实历史的行踪的话，那末，在民族矛盾当头的局势下，需要蒋介石超越自己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联共抗日，共同完成御倭图强的历史责任。这本身就是从中国现代历史进行重构的含义上来评价的。事实上，我们在总结具体历史事件失败原因时，大都是按照能够成功而没有成功这样一条思维逻辑进行的。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讥评，对皇权国戚的不满，对罪恶战争的诅骂，无疑都是人类相信有更好的可能性，需要民主与和平。可见历史研究中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假设，对历史的可能性进行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没有加上可能与现实这样一对范畴，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也是理论上的一种滞后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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