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是一种古老的国家形式。它的基本特征是：（一）每个城邦都以城市为政治中心，城市统治农村。（二）城邦居民的主体是具有一定政治权利的公民（包括贵族和平民）。（三）城邦所有制具有公有与私有的二重性。（四）城邦公民是城邦主要的军事力量，也是城邦政治生活的重要角色。（五）城邦与城邦之间存在着不同形式的联盟。中国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列国也是属于城邦类型的国家形态。但是关于城邦的所有制形态、阶级结构和政治体制，在学者中间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分歧的一个焦点是：中国古代城邦的政治体制，与古代希腊罗马城邦的民主共和政体是否相似。
《左传》是研究西周和春秋时代的重要史书，它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关古代城邦制度的史料。本文准备就《左传》中有关国人、卿大夫、诸侯和周天子地位和作用的记载，对西周和春秋城邦的政治体制作一些分析，以就正于方家。
一、国人与城邦政治生活
西周的社会结构和行政区划有“国”、“野”之分。“国”的本义是指王国和诸侯国的都城。《周礼·天官冢宰》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所谓“辨方正位”，亦即指都城的营建需要选择方位。都城的周围地区称“郊”，“郊”也是“国”的一部分。居住在都城和郊内之人即“国人”，包括贵族和自由民。“国人”中的自由民，主要是农民，也有少量的工商。至于居住在“国”中的奴隶，是被排除在“国人”之外的。“郊”以外的地区称“野”，居住在这里的农民称“野人”。贵族的采邑，大都是在“野”。
从《左传》中可以看到，春秋时代仍然保存着“国”与“野”的区分。隐公五年记载，郑师“伐宋，入其郛”，“宋人使来告命。公闻其入郛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僖公二十三年载，晋公子重耳“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春秋后期，“国”、“野”的区分已经不那么严格。到了战国，“国”与“野”的界限就基本上消失了。
国人是城邦主要的军事力量。《国语·齐语》载管仲“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士即担任甲士的国人。他们按军事编制，“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春秋时代大大小小的战争，基本上都是依靠国人进行的。野人正式成为士兵，是春秋后期的事情。《左传》定公八年记载，卫灵公欲叛晋，“朝国人，使〔王孙〕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犹可以能战。’贾曰：‘然则如叛之，病而后质焉，何迟之有？’乃叛晋。”卫灵公之所以敢于叛晋，就因为国人表示了“五伐我，犹可以能战”的决心。闵公二年载：“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由于国人不肯作战，结果卫师败绩，卫国一度被狄人所灭。僖公十五年载，秦晋战于韩原，晋惠公被俘。他听从瑕吕饴甥的建议，“朝国人而以君命赏”。晋国的国人深为感动，吕甥于是劝国人“征缮以辅孺子”，增强了晋国的兵力，为后来晋国争霸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国人的支持是大国争霸最重要的条件。
春秋时代，各国的公室和卿大夫之间，以及卿大夫相互之间，经常发生争夺权位和财富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国人的向背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左传》所载此类事例甚多，如：宋昭公无道，而公子鲍“礼于国人”，襄公夫人助公子鲍施惠国人，“国人奉公子以因夫人”，结果昭公被杀，公子鲍继位（文公十六年）。莒纪公“多行无礼于国”，太子僕“因国人以弑纪公”（文公十八年）。宋“荡泽弱公室，杀公子肥”，右师华元“使华喜、公孙师帅国人攻荡氏，杀子山（荡泽）”（成公十五年）。“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襄公十九年）。齐“崔成、崔彊杀东郭偃、棠无咎于崔氏之朝”，庆封使卢蒲嫳帅甲以攻崔氏，“弗克，使国人助之，遂灭崔氏”（襄公二十七年）。莒“犁比公虐，国人患之”，“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襄公三十一年）。楚“郤宛直而和，国人说之”。令尹子常听信费无极和鄢将师的谗言，下令攻打郤氏，并且让国人放火烧其家。但国人都不肯放火，反而指责令尹。子常只好“杀费无极与鄢将师，尽灭其族，以说于国”（昭公二十七年）。也有的卿大夫，完全是被国人赶走的。如陈“辕颇为司徒，赋封田以嫁公女。有馀，以为已大器。国人逐之，故出”（哀公十一年）。
国人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还表现在有的国君遇到棘手的事件时，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而国人对于国君的决定，有时可以加以否决。《左传》哀公元年载，“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国是楚国的附庸，楚国被吴国打败了，究竟要“与楚”还是“与吴”，陈怀公不敢自己作主，只好征求国人的意见。僖公十八年记载，邢人、狄人伐卫，卫文公“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苟能治之，燬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于訾娄。狄师还。”卫文公在城邦面临危急的情况下，想让位给父兄子弟，但是因为国人不同意，只好作罢。国人的意见不仅可以影响国君的决策，在非常情况下，甚至还发生过国人驱逐国君的事件。《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国伐卫，“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晋、楚争霸，卫国夹在当中无所适从。卫成公要与楚结盟，“国人不从”，竟把卫成公赶走，以讨好晋国。
为什么国人在城邦政治生活中能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呢？仅仅用国人是城邦主要的军事力量来说明是不够的，只有从氏族共同体的遗习来看待这个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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