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格勒的综论报告基调则与此相反。他首先指出，提交大会的许多论文都只就革命进行比较有的对不同时代的革命做比较，有的对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革命做比较，却没有一篇论文对改革做比较，也没有论文对革命和改革加以比较。在他看来，出现这种情况与托波尔斯基所说的“革命神话”的影响有关。他说：“正如托波尔斯基指出，革命的‘神话’之一就是历史学家把革命视为这两种历史事件中更为重要的一种事件……然而，正如几篇论文指出，革命的效果并非总是无愧于它的声誉”。接着，德格勒以美国历史为例，阐述他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美国独立战争实际上不能算是革命，因为它并没有引起革命通常要引起的那种“断裂”，而是保持了连续性。美国人的共和思想，也不是自己的创新，而是来自于它的母国；而“超越革命断裂的官职的连续性，尤为明显，在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上签字的55人当中，在殖民地制度下拥有官职的人几乎占了70％。总之，很难说是殖民制度之外的人们发动革命”。他认为，“可以举出有力的论据，证明美国根本就没有经历过革命”。他还说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和中国本是以革命立国的，现在都正在实行改革，而且认为那样的改革具有与革命同样深刻和重要的意义”。他在结语中还特别说到：“托波尔斯基教授提醒我们，对任何革命，无论是历史学家加以赞许还加以非难的革命，都不要过份强调，这是言之有理的”。
由此，读者不难看出，赫尔曼和德格勒这两位主持人的综论报告的基本观点，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托波尔斯基也在会上就他的论文做了报告。他认为“革命神话”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1）接受一种“假定”， 认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导致进步的因素。（2）按照某种主观“图式”来描绘革命，例如， 按照“斯大林主义的图式”来描绘十月革命，“对历史进行宿命论式的、随心可欲的解释”。（3）夸大革命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从荷兰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特别是十月革命，都被夸大了。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土地制度革命的作用也被夸大了。在他看来，即使法国革命也并未影响到大地主阶级，更说不上把封建制度一扫而光。（4）为了夸大革命引起的变迁而歪曲描绘革命之前的形势， 以证明革命“必定”要爆发；并且为了同一目的，也要歪曲地描绘革命之后的形势；而对革命引起的相反后果则不置传言，或轻描淡写。
在当前特定历史背景下，托波尔斯基阐述的观点自然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再加上主持人德格勒在引导性报告中对他的观点的首肯，更增加了他的观点的影响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的齐世荣教授走上大会讲台，就托波尔斯基的观点做了评论，他指出：“托波尔斯基教授警告对任何革命都不要估价过高。但我要提醒诸位同行，我们也要防止另一种贬低革命的重要意义的倾向。托波尔斯基教授提到在一次革命后，原定的革命目标往往没有充分实现，但这种历史现象并不意味着这次革命就是不需要进行的。众所周知，吸收革命成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历史发展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的，而是曲折的，螺旋式的。革命与改良不是绝对对立的，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时需要革命，有时需要改良”。
显然，齐世荣教授这些评论并不局限于对个别学者的观点提出异议，而是针对着当前史学思潮中存在的贬低革命这一倾向的。
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团长金冲及教授也在当天委托王敦书教授宣读了他的论文的英文稿。论文题目是《中国近代的革命和改革》。
金冲及教授的论文，开篇就言简意赅地对革命和改革的历史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做了总的概括。他指出：“人类社会始终处在前后相续的不停息的变革中：新事物不断地取代旧事物。这种变革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它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现存社会秩序下的渐进的改革，一种是在短期内根本改变原有社会秩序的暴力革命……一般说来，前者是它的经常形式，后果是它的补充形成”；“只有当社会经济文化的渐进的变革积累到相当程度，已同它不相适应的旧的社会秩序都不能改变、已成为社会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且难于继续维持下去时，那种能够迅速改变原有社会秩序的革命才会到来……而当新的社会秩序通过革命手段建立起来后，又为渐进的改革开阔了广阔的道路。”如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都“为这些国家以后的近代化进程扫清了道路”，而且起到了“举世公认的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巨大作用”。“反过来，缺少这种对旧社会秩序不妥协的革命性扫荡的普鲁士、意大利和日本，顽强地残留下来的旧事物在他们日后近代化进程中常常或隐或现地起着消极作用，他们后来都一度走上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很难说同这种状况毫无关系”。
接着，金冲及通过中国近现代革命和改革的具体史实进一步阐述他的基本观点。其中特别提到，孙中山、毛泽东那样的革命家，最初也都是谋求改良，实在行不通之后，才走上革命道路的。如毛泽东在1919年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主张的是“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到1920年，他才表示赞成蔡和森主张的走俄国十月革命式的道路，而且还认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中国也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走了暴力革命的道路。而革命的胜利也确实给中国带来了空前巨大的历史进步。然而，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制度内部肯定仍然存在着种种缺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会滋生一些新的不良现象，这就使坚持不懈地进行改革成为必不可少的”。
可以看出，这些基本观点同齐世荣教授的观点是完全吻合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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