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中国历史学家丁伟志，也就这同一主题向本届大会提交了论文。他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当前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和作用》，他因事务缠身未能莅会，但他的论文摘要已被编入了本届大会的论文摘要集。这篇论文的论述角度和侧重点与金冲及的论文明显不同，但对于涉及革命和改良的历史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两文几乎一样。
这样，在本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进行的“革命与改革”这个主题的讨论中，有3位中国历史学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就我所知，他们的论文和发言，都是各自独立地准备出来的，却不约而同地在基本观点上显出了惊人的一致，而与前面提到的德格勒等人表述的基本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认为，这个事实本身可以启发我们认真思考一个历史学的认识论问题：相同或不相同的历史认识的来源问题。
其实托波尔斯基教授在他的论文中提出的历史研究者应该遵循：“中立化原则”，而不应成为“社会和政治意愿的传达者”的见解，不过是上世纪的兰克学派倡导的“客观主义原则”的另一种表述。对此，连许多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都指出，那样的“客观主义”在历史研究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兰克本人的历史著述就证明他绝不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中立化”的历史学家。事实上，任何历史认识和观点，包括托波尔斯基指出的“革命神话”的观点，都不可能不包含着某种“社会和政治意愿”，而任何的“社会和政治意愿”，又总是有一定的阶级或社会属性的。这是因为，历史学家并不是生活在“中立化”的真空中从事历史研究的，而总是在特定的社会阶级地位和社会政治环境中从事研究的。而且，他的任何历史认识，又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观的制导之下形成的。历史学家的社会历史观的形成和变化，自然要受到一定的社会学说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但他究竟吸取什么样的社会学说和思潮作为他的社会历史观的构成要素，最终又取决于他在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条件下获取了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实践感受和体验；而且他的社会生活实践领域的宽狭度和实践体验的深浅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社会历史观和历史认识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地或歪曲地反映客观历史真相。
三位中国历史学家在讨论革命与改革的历史作用的国际史坛上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极为相似的见解，这显然与中国历史学家近几十年来切身体验过的社会历史过程的启示有密切的联系。这几位史学工作者大都体验过1949年的革命胜利和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给新中国带来的空前巨大的历史进步。切身的感受和唯物史观的感召，促使我们在自己的历史著述中对古今中外历史上发生过的革命进行认真研究，并对其历史作用做出充分的肯定。不可否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潮影响下，我们的一些历史著述确曾陷入过夸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而贬低改良或改革的历史作用。但同样是社会生活实践本身的教育特别是“文革”后的扰乱反正和十一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又促使我们重新去认识革命和改良或改革在历史上的作用，并做出比以前较为全面的评价。可以说，新中国41年的历程本身，对于革命和改革的历史作用，使许多中国历史学家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并由片面而达到了一种新的共识。在我看来，三位中国历史学家在本届国际大史坛上发表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这种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共识。
注释：
①在西方语言中，“改革”与“改良”是不加区分的，都是Reform，因此在本文中也只能把“改良”和“改革”做为同义词使用。
②另外两个主题是：“欧洲人对美洲人的发现及其后果”，“历史上大都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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