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袁枢编撰的《通鉴纪事本末》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历史著作。本来，早在《尚书》、《左传》等史籍中就已有事具本末的写法。可是，这种写法为什么直至千年之后方才成熟？
一、唐宋时期的史学思想及其实践
从汉初到南宋之前，长时期的史学实践形成了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和以《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从历史编纂角度看，这二种史书体裁已暴露出明显的不足之处。
刘知几在《史通·二体》中指出：纪传体与编年体共同存有一个毛病，即所记历史事实分散杂乱；在纪传体史书中往往把所记一事分散在不同的“纪”或“传”中；在编年体史书中常常把一事分散割裂地记在不同的年月日中。这就造成了读者把握一事全貌的困难。唐后期的皇甫湜的《编年纪传论》也有类似的论述。尽管刘知几认为“二体”不可偏废；皇甫湜是纪传体的拥护者，但是他们都强调了对于史事作比较完整叙述的重要性。这种要求“尽事之本末”的撰述思想，提出了史书编撰体裁上的新课题，①对推动史书体裁的完善和更新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有积极的作用，促使更多的史学家在其史学实践中不能不深思这个问题，促使以后的一些史学家在编纂史书的过程中较自觉地去运用一些方法来弥补“二体”共有的叙事分散割裂的毛病，不同程度地注意到对史事作比较完整的叙述。其中，杜佑、郑樵、司马光等人的史学实践为纪事本末体的产生作了必要的准备。
杜佑《通典》一反纪传体以人为中心，编年体以时间为中心的惯例，全书以事类为中心，分别记述了历代重要的典章制度（如财政、经济、政治，典章文物制度、兵法、地理沿革、边疆少数民族以及一些外国的风土习俗）和史实发展以及有关对这些历史事实的议论。《通典》在历史编撰上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专取历代典章制度的材料组织成书，使全书的史料专门化。《通典》为纪事本末体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
郑樵打破王朝界限，编写了一部贯通古今、总辑各书的纪传体通史著作--《通志》。全书200卷，包括本纪、世家、列传、载记、四夷传、年谱，二十略等门类。可是从历史编纂学方面着眼，郑樵的编史工作不算很成功，后代许多人都认为《通志》的“纪传”部分价值不大，看此书不如读原著。郑樵的史学著作从相反的方面提供了教训，即效法以往史体是难以取得成功了。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为了做到记事的相对完整，确立了一些原则和方法。司马光从“资治”目的出发，从方便材料安排着手，“专取有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诫”②的史料编撰成书。这个史料取舍原则，使《通鉴》全书史料较单一，有效地减少了由于所收史料庞杂多门而造成头绪难清的困难。司马光在编修《通鉴》的过程中创立了“总叙法”，即在对每一个所记重要历史人物的重要事迹分年分头叙述后，再进行一次概括性综述的叙事方法。这种综述大多安排在人物死之年来进行。“总叙法”用十分精练的文字综述前边的主要事迹，方便读者能从总的方面去把握一人一事一时的全貌，突出表现了司马光比较自觉地重视对史事作完整叙述的倾向。司马光的这两种方法对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产生有直接的启发意义。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到杜佑、郑樵和司马光的史学实践有一共同倾向：即在努力改变以往史书史料庞杂，记事分散割裂，篇卷过多，难以阅读和掌握的毛病。但是，虽然他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大的努力，而从方便阅读看；《通典》、《通志》、《通鉴》都还有进一步缩小篇幅的必要。
二、唐宋时期文学，科举对史学的影响
唐宋传奇和话本对纪事本末体的产生是有明显影响的。
传奇是唐代兴起的短篇小说，它主要采用史传文学的手法，把一个人前后完整的一段生活，甚至一生的经历都描述出来。在唐代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传奇，就有郭湜的《高力士传》、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无名氏的《李林甫外传》等等。这些传奇都取材于历史事实，综合了一个人的一生经历，构成故事完整的叙述形式。话本原是“说话”艺人的底本，它是随着民间“说话”伎艺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话本之一就有“讲史”。如《敦煌变文集》中的《伍子胥变文》，就记载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这种依靠历史本身事实，摒去松散无用的材料，集中事类，专讲一人一时一事的文学形式，是很类似于后来出现的纪事本末体的。可见，唐宋传奇、话本之类对史学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科举考试则对纪事本末体的产生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科举制度从隋开始后，很快就成为为官人仕的最主要途径，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热衷。到宋代，科举考试的科目日益繁多，要求也更严格。其中如制科、词科等主要科目则要求考生必须熟悉经史，博览古今。如制科考论（作议论文），出题范围包括九经、正史、诸子等等。词科考试内容如表章、诫谕、露布、檄文等等则要求骈体文形式来完成，这就要求考生注重用典娴熟与准确。特别是“三史科”一类考试，着重检验考生“明史意而文理可采”③。在这种要求下，如果不能对经史子集都有所知晓，并在某一方面有所特长的应试者，是难以取得好成绩的。可是大多数应试者主要是想通过科举考试来猎取功名富贵，他们不愿意花大气力去博览广取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为了应付考试，抄录古书，分类排纂以储积资料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需求。宋代编修类书的风气盛行。类书，即一种分类汇编各种材料以供检查之用的工具书。当时官修的大部头类书较多，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均有千卷之多。私修的类书，如王应鳞《玉海》两百卷，就是为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的人而编写的。类书的盛行促进了人们对“分类”作用的进一步认识。尤其是类书以“部”统“目”，以“同”来归束材料的方法，对“重分类”和以“标题”为目的纪事本末体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综上不难看出，在史学领域中出现一种记事相对完整，又便于阅读和掌握的新史体的条件已经具备，它的出现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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