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袁枢对纪事本末体的贡献
袁枢（1130--1205），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人，《宋史》卷389有传。袁枢在隆兴元年步入仕途后，针对当时宋金对峙局面， 认为应革除部分弊政，改变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等待时机，恢复北方。为此，他很重视从历史中去寻找处理现实问题的经验，史载他“历陈往事，自汉武而下至唐文宗偏听奸佞，致于祸乱”，等等。后因诤谏触怒宋孝宗，出为严州教授，开始钞辑《资治通鉴》，于是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
在《通鉴纪事本末》这本史学著作中，袁枢以“自为标题”的方法来取舍和统帅材料。如以《秦并六国》这一标题把时间跨度长达140年（从公元前362年到前221年），分散在《通鉴》六卷的有关秦的富国强兵的措施，秦与六国关系的材料集中在此标题下，凡与秦并六国关系不大的材料均摒去，这就使《通鉴》的政治史料的单一化转变为《本末》的一个事件材料的专门化。“自为标题”把各个历史事件清楚完整地反映了出来。书成后，得到宋孝宗的赞许，“孝宗读而嘉叹，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且令熟读，曰：‘治道尽在是矣’”④。可见此书以其标题题目，材料单一，分类准确，叙事完整篇幅较少的特色，适应了日理万机的皇帝和忙于军务的诸帅的需要，即可用较少时间来有选择的吸取必要的历史经验教训，把历史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起来。
袁枢的学识水平，使他具有比他同时代人有更多的创造纪事本末新史体的条件。首先，他熟悉《通鉴》。史载：“枢尝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⑤其次，袁枢对历史分类的认识有一定深度并能较熟练地运用。史书载他能“区别门目，以类排纂”、“区其事而贯通之”，“分之以事类”等。正由于此，“枢乃自出新意，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可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于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三片淮南，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通为一贯，前古之所未见也。”⑥一种以事件为中心，“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⑦的纪事本末新史体创造了出来。这里值得着重指出来的是，新史体是袁枢敢于“自出新意”，不为前人固定史书形式所拘束的独创精神的必然结果。
至此，笔者认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即就是在唐代产生纪事本末体的诸条件虽已大体具备，却为什么直至南宋才出现纪事本末新史体？这实际上乃牵涉到哪些因素更直接导致着纪事本末体的产生。笔者以为：第一，在宋代完成的《通鉴》和《通志》可以作为编年体通史和纪传通史的带总结性著作。从《通鉴》仍有篇卷过多之嫌和《通志》“纪传”部分不很成功来看，在当时要再在这两种史体上进行改造以完善和发展这两种史体是很困难的。著名史家的史学实践已证明了这点。这就促使一些有识之士把眼光转移到新的注意点上去另辟史体的新途径。第二，《通鉴》的史料专门化，特别是其缩减以往史籍的大量篇卷以熔铸为一书的倾向和因为注意叙事完整而创立的“总叙法”对纪事本末体有直接影响。第三，袁枢把历史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以其熟悉《通鉴》、善于分类，“自出新意”，最终成《通鉴纪事本末》，从而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求，即要求篇卷较少，叙事清晰完整的历史著作形式的出现，唐代缺乏的正好是这几点，因此，在唐代不可能产生纪事本末新史体。
注释：
①白寿彝：《史学概论》第127页。
②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③《续通鉴》卷46，宋仁宗庆历四年。
④⑤《宋史·袁枢传》。
⑥《四库全书总目·通鉴纪事本末提要》。
⑦《文史通义·书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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