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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边境冲突:七里沁岛苏军杀害中国边民(3)


     1967年1月以后,苏联边防军人一再侵入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阻止中国边防军人上岛巡逻。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东乌苏里江上,面积仅0.74 平方公里,夏季被江水浸泡成为沼泽,中苏两国巡逻人员只能在冬天上岛。1969年1月至2月间中国边防军人一再徒步登岛巡逻时,苏联边防军发现后就出动车辆运载军人上岛拦截,以棍棒殴打,还于2月6日首次鸣枪威胁。据俄罗斯档案记录,苏联领导层很重视边界冲突,并将其当作对华施加外部压力的重要手段。当时中国边防部门领导又普遍要表现“反修”积极性,双方的斗争日益升级。开始双方人员相遇时主要采取口头争辩,后来苏军推搡和殴击中国边防人员,又升级到以棍棒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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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67年11月底至1968年1月5日,对于中国边民在珍宝岛北面不远的七里沁岛进行的冰上捕鱼等生产活动,苏军连续出动人员干涉,中国边防部队也前来保护岛上的群众。苏军在与中国军民争辩后,由推拥、拳打、棍击发展到鸣枪威胁。中国方面也以棍棒进行了还击,却因力量较弱,群众和边防人员共被打伤100多人,苏军只有10人左右受伤。1968年1月5日苏军还出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向完全没有武装的中国边民冲撞,当场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后又死1人)。对此,中国政府以外交方式提出严重抗议。
     当时在中苏边界东段,苏联军队的数量已有十几个师,其装备更明显居于优势。这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军队大都在支左和制止武斗,边防线上只有少量守备和警戒部队,装备更为落后,在冲突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
     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发生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以电报指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等单位,要求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边防警戒,并提出应做好军事上配合外交斗争的必要准备。中央军委还规定了边防斗争的具体措施,强调:如遭到苏方殴打,我可以还手,不要开枪;如苏方使用装甲车等向我冲撞时,我可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苏方用装甲车等继续向我冲撞,并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我可相应还击,如炸毁其车辆,棒击其人员,但不准开枪射击;如苏方向我开枪,我应当场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并呜枪警告。当我两次警告无效,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实行自卫还击;采取上述任何一种自卫措施,都要掌握“先礼后兵”的精神,并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境内。中央军委还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
     在中国的涉外事件中,中共中央、毛泽东一向强调大事小事都要汇报,一切对外事宜都要集中掌握。1967年间中国国内出现混乱时,一些涉外斗争也曾失控。在中苏边界的斗争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是严格掌握了政策,统一指挥了各项行动,并严格规定了每一行动都要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
     经中央军委决定,沈阳军区从执班部队中抽调了部分精干的人员进入七里沁岛附近,进行了反击的准备。由于苏联方面一时收敛了在岛上的武力行动,直至乌苏里江江面于春季开冰前,双方未发生武装冲突。然而从1968年春夏以后,苏军飞机越过边境线进行侦察挑衅的事件却日益增多,对此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公开提出了抗议,在边界上却未采取射击行动。
     1968年8月苏联大规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随后勃列日涅夫又公开鼓吹“有限主权论”,为武装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造理论根据。对此,中国方面谴责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已变成“社会帝国主义”。这时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界屯集重兵,中国领导人不能不对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引起严重关注。加之国内“文化大革命”的主旨是“反修反防”,同时又认为国内的反修斗争又同国际反修斗争紧密相关。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毛泽东采取了防止苏联对中国边界入侵的一系列警戒防御行动。
     苏联领导人从其入侵捷克成功后一时更严重滋长的霸权主义出发,也想在中苏边界对中国施加压力,争取使中国内部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当时的这种国际气候,造成了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日益严重。
     1968年乌苏里江封冻后,江上有争议的珍宝岛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从12月27日起,苏联边防军一再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上岛,拦截上岛的中国边防巡逻队,并以棍棒对中国边防军人加以殴打。中方人员虽然以棍棒还击,却往往因力量不足受在斗争中吃亏。其中在1969年1月23日的双方斗殴中,中国边防军人就有28人被打伤,部分武器被抢走。
     进入2月份后,只要中国边防人员一上珍宝岛,苏军就迅速出动人员前来干涉,而且通常上岛的人员要多于中方人员2-3倍。从2月6日至25日,苏军追击殴打中国边防人员的事件在岛上共发生了5起,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人员以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6个点射的严重事件(未造成伤亡)。当时中国边防人员保持了克制,未开枪予以还击。
     1969年春天,中国国内正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强调“反修防修”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位于两国边界小小的珍宝岛上双方边防人员的斗争和随后发生的武装冲突,正是两国国家矛盾长期摩擦引发的一个冲撞点。
     珍宝岛反击战斗的发生及冲突升级
     1969年1月以后,因苏军在珍宝岛上一再使用武力,沈阳军区开始考虑采取自卫反击措施。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了在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兵力参加,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如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潜伏分队视情况给予支援。沈阳军区基本同意这一方案,但认为岛上气候寒冷,不宜潜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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