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认识论中客体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史学理论。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史学与二十世纪“分析的批判历史哲学”的对立，就其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就是这两种思维原则的对立。现代思维科学发展的一个积极成果是：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可能导致全面的理论，主体性原则和客体性原则在认识论上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为此，要摆脱历史认识上的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纠缠，就必须找到一条统一这两个思维原则的逻辑道路。
（一）
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启发和鼓励下，实证主义史学家提出将历史当作一门严格科学来对待，反对历史去为任何外在的观念服务，强调历史的价值即在历史本身；认为历史研究就是要从具体的事实出发，而事实是独立于历史学家之外的，因此历史研究应遵循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写历史应抱客观主义的态度，摒弃个人的主观好恶，不偏不倚，无党无私，如实直书。第二、对史料和史实的尊重。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是史料，只有通过史料才能确立史实。因此考据工作被赋予了极重要的意义。这两条基本原则构成了实证主义史学的核心思想--如实地说明历史，完整准确地把握历史的本体。
实证主义的史学认识论原则实质上是一个排斥主体性的客体性原则，这也就构成了它自身致命的弱点：混淆了自然与人类历史的差别；无视历史认识主体在历史认识过程中对客体的参与，不懂得历史认识的相对性，从而隐含着导向绝对主义、教条主义的契机。
“分析的批判历史哲学”正是针对实证主义史学对历史本体的确认，对实证方法的迷信，鲜明地突出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它认为任何历史认识都离不开认识主体的思想，过去的历史或思想只有纳入现在的思想之中并做出评价和判断，才能成为活的或有意义的东西。历史资料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只有史学家的思想、价值判断才赋予其说明历史的价值。让事实本身说话是一种玄想，真实的情况决不是历史通过我们来说话，而永远是我们通过历史来说话。在这里，历史事实不再被看作是独立外在的本体或实在，理论在历史研究中被赋予了优先的地位。既然认识主体的理论和主观选择决定着观察历史的角度和内容，也规定着历史事实的意义，那么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任何历史认识都是历史认识主体的自我认识，都不具有绝对的意义，只能是相对的。
分析的批判历史哲学的史学观念对实证主义史学观念的批判，无疑有其积极的一面；但这种片面发挥主体性原则的理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倾向，常常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局限性当作历史本身作为客观存在的相对性乃至虚幻性，使“历史事实”成为依赖思维而存在的精神范畴。
综上可以看出，实证主义史学和分析的批判历史哲学从其思维原则的互不相容或对立，导致他们的理论观点各执一端，从而也构成了它们理论的二重性，即都有其合理的价值，更有谬误。
坚持实事求是、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即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之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论应与历史相一致，应是从历史中合乎逻辑地引发出来的，任何理论绝不能强加于历史。因此实证主义史学的错误不在于坚持了“如实地说明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而是在强调这条原则的绝对性时，未能从历史认识主体的视角反思认识主体自身在历史认识中的主观性和能动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和局限性。它把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混同起来，并具有从认识原则的绝对性导出历史认识本身的绝对性的倾向，有意无意地以绝对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史学认识。对于自己接受的历史认识赋予一种绝对的意义，对于自己不予接受的东西则斥之为绝对谬误。实际上，原则的绝对性并不能导致认识的绝对性，历史的客观性也不具有导致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必然性。客体性原则要求对历史的认识抱客观主义的态度，但一旦进入真实的历史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无论如何不可能“超越时代”和“超越自我”，这就必然导致认识的相对性。
分析的批判历史哲学的合理性也并不在于它否定了客体性原则，而在于它从主体性原则出发，否定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主体对历史认识的绝对性或终极意义，正确地看到了历史认识的相对性。相反，它的错误则在于在片面强调主体性原则的基础上否定了客体性原则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历史对它来说只不过是认识主体的主观思想史。
由此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走出史学两极对立思维的困境，其出路在于扬弃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或对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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