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逼真性范畴在史学理论中的意义和价值在于：
（一）逼真性观念是避免历史认识的绝对主义、教条主义和相对主义、怀疑论的合理选择。它将历史认识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统一起来，将历史认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起来，将真理和谬误界限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统一起来，从而为摆脱对立而又不相容的两极思维找到了一个中介。就中国史学现状来看，强调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统一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而又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因为历史认识的主体性问题在我们史学认识论中常常被忽视，而对实证主义史学思想却带有特殊的感情。人们过分地强调了历史认识的客体性原则，并赋予自我的历史认识或历史认识的自我承认以某种绝对意义或终极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调一下历史认识的主体性问题不能不说对我们是一种积极的矫正。然而，并不应由此走向历史认识的相对主义、怀疑论。
（二）逼真性范畴告诉我们，在致知取向上历史认识主体的认识虽然不能达到与历史本体的直接同一，但却能够接近这种性质；虽然不能达到历史本体的绝对之真，但却能够探索时代的相对之真。历史认识主体所面对的历史客体并不是一个不可捉摸的怪物，也不是一个认识主体的理性无法企及的“彼岸世界”。人们大可不必象克罗齐那样，因有限的知识与无限的历史的“恼人矛盾”，而主张“忘掉无限的历史”，并由此而否定历史本体的存在。我们在探索、在走向真理，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历史认识主体之所以进行不懈的理论追求的信念支柱。
（三）任何认识主体都试图完整准确地把握历史的本体，不幸的是这种追求客观的精神并不能导致历史认识的绝对真理，而总是相对性的认识。其原因在于认识主体的主观性诸因素直接参与了主体的认识并在认识的结果中留下了痕迹。这种认识的主体性提示我们：必须经常的审视认识主体自身的主观性对历史认识参与的合理度，自觉地意识到任何时代的历史认识都有其时代的境界和局限性，任何认识主体的认识都打上了“自我”的烙印。因此任何历史认识在现实的基础上都具有再认识的性质。
历史认识既离不开认识主体的主观性，又不能主观地去论断历史，因此“超越自我”就成为认识主体自我反思的努力的追求。罗维乔依曾说过，“研究历史，总要在某种程度上力图摆脱当前的局限和成见；为了成功，必须努力地超越自我。意识到自己的前人具有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前人的目的对自己的目的来说不仅仅是工具性的东西；意识到前人存在的宗旨和意义不能完全溶入他们后代存在的宗旨和意义，做到这一点对一个理性动物来说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益的，而对一位历史学家来说，则是必须的。”②
（四）历史认识逼真性的高低直接标志着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的高低或认识主体的观念体系、知识结构以及思维方式的合理程度；同时，历史认识是一个过程，而每一个时代都有其自身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那么，只有那些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掌握了时代精神，达到了时代的思维水平和知识结构的认识主体，才有可能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下建构出一种逼真度高的历史理论，这就给历史认识主体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必须把握时代精神，建立符合时代水准的知识结构，确立合乎时代潮流的价值体系，选择合理的认识视角，在具有时代水平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从事历史的认识。因此任何认识主体都要有抛弃旧的过时的而又是自己所精通的东西的勇气，时刻准备重构自我。只有这样才有进行历史再认识的可能性，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相对于时代来说逼真度高的历史认识。
综上所述，历史逼真性范畴在史学认识论中不仅具有改变传统史学观念以及认识主体的思维方式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它为我们走出历史认识上的教条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二难困境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注释：
①参见波普：《猜想与反驳》（中译本）第326页-339页
②转引自威廉·德雷：《历史哲学》（中译本）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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