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史学史或撰写中国史学史著作，无论主观上愿意不愿意，都不能回避分期问题。自梁启超1926年倡言撰写中国史学史以来，至今已有近50种中国史学史或有关中国史学史的专书相继问世。这近50种著作都涉及分期问题，有的明言，有的通过著作本身显示。另外有些论文或专论也涉及史学史分期问题。意见有分歧。分歧的原因，有理论上的也有实践上的。实践上的原因，更应引起注意，我仅就这近50种著作所反映出的三方面问题，谈谈看法。
一、中国史学史分古代近代，不如分旧史学新史学好
三四十年代的史学史著作，在分期问题上受梁启超的影响较大。梁启超1922年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其中第二章《过去中国之史学界》，概述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无异是一部中国史学史概要。它对中国过去之史学讲到清代为止，以后的不讲。实际上是给古代近代划了界限，不过未明说而已。1926年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出版之前叫“广中国历史研究法”），书中第四章《文化专史及其做法》之丑项“史学史的做法”，给中国史学史规定了四项重点内容：（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与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他前三项讲的多，第四项最近史学的趋势讲的极简单，只说“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存在的时弊。梁氏说的“最近几年”，显然指20世纪以来的二十几年。实际上还是把古代史学与近代史学的界限划在清末。三四十年代的几部中国学史著作，大多只讲古代史学，近代的只是附带涉及。古代史学，一般讲到清末为止，本世纪不讲。意味着不以鸦片战争为界划分古代近代。这与梁氏的影响有关。
比较自觉解决古代近代史学分期问题的，是1938至1939 年写成、 1944年出版、1957年修订再版的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金氏在分期问题上，观点前后有变化。初版把有清一代史学全部划为近代，名曰《近代史家述略》，列于第九章。第十章（最后一章）叫《最近史学之趋势》，包括20世纪以来的突出史学成就和重要史家。很明显，金氏划分中国史学史为古代、近代、现代三大段。把清代史学全部划为近代，在当时的同类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这样划分古代近代，是出于个人臆断，谈不到科学根据。1957年出修订本时，金氏观点变了，删掉第十章、第九章标题改为《清代史家之成就》。表明作者分中国史学史为古代近代两大段，有清一代往前划，20世纪算近代。他的书只讲古代部分，20世纪部分不讲，全书的修订主要是分期上的修订。金氏的分期观点，最后与梁启超一致。
另一种意见，从鸦片战争划界限，鸦片战争以前是古代史学，以后是近代史学。这种与中国社会历史即一般通史的分期方法相适应的史学史分期，在当时是少数人的意见，但是比较现成，容易被接受，因而影响较大。
最早这样分期的是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公司， 1947）一书和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二卷，1949.10）一文。 前者书名所用“当代”一词是指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年。一百年的史学又分前中后三阶段。后者文中所论述是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年中国史学发展的状况。文章题目本身已经表明，它讲的是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学史。
80年代以来，见到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十多种，作者们好像有了分工，有的专讲古代，书名叫中国史学史或者叫中国古代史学史。有的专讲近代，书名叫中国近代史学史或者叫中国史学史的近代化过程。无论讲古代的还是讲近代的，古代近代的界限都划在鸦片战争。只有1982年出版的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是个例外，它讲中国古代史学史讲到清代结束为止，不把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从清代割出去。
总之，百分之九十的专家把古代史学和近代史学的界限划在鸦片战争。
我以为，以鸦片战争为界，划分古代史学与近代史学的办法，是值得商榷的。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封建社会逐步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项文化专史，跟随整个中国历史一道，从鸦片战争划线，以前为古代，以后为近代，顺理成章，在理论上本无问题。可是从实践的结果看，问题不小，史学史以讲史籍编纂为主，而从鸦片战争到19世纪90年代，史籍编纂情况依旧，无大变化。为了协调这一矛盾，一些史学史著作不得不把叙述的重点由史籍编纂转为史学思想，并且把19世纪后半期叫做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酝酿期。这就显得牵强，不如按照史学本身的特点，不与通史分期取齐，干脆把19世纪后半算在清代史学内更合适些。
把19世纪鸦片战争后的50年算在清代以内，以清末划界，以前的史学叫古代史学，以后的史学（20世纪）叫近代史学。史学史这样划分古代近代，与通史分期两层皮，势必造成混乱，显然不妥。怎么办？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换成另一种叫法，所谓近代史学改叫新史学，与之相应，所谓古代史学改叫旧史学。从实际情况看，分新旧能反映史学之质的变化，分古近只能说明时间的推移。
全部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事实上存在两大段。第一段是旧史学，或者称之为传统史学。这一段时间最长，有两千多年之久。其间史学经历千变万化，而万变不离其宗。史官、史家的职掌不外乎记注、撰述两大项。史学的主体不外乎史籍编纂。史籍体裁以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为基本。早期，只有修史（记注、撰述）的史家。稍后，在修史的史家之外，产生了专务评史的史家。这种旧史学直到清朝结束为止，没有质的变化。第二段是新史学，时间极短，涵盖却复杂。从19世纪90年代至今，有西方传入的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方法，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以疑古为主旨的古史辩派史学，还有旧史学的余韵，仅一个世纪多一点，发生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历史巨变。这一段时间的史学与以前两千多年的旧史学相比有根本的不同，真可谓全新的史学。史学“软件”的变化姑且不论，史学“硬件”的变化如史学的主体、主线、史籍编纂之外，有表现在史学论文和史学概论性著作中的史学思想与之并驾齐驱；原来意义上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体的地位，被专题研究取代；史料范围空前扩大，一切传世的历史文献之外，考古学、金石学、甲骨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成为直接支持史学的比肩学科和强有力的史料库，等等。这些崭新的东西，足以把它同以往两千多年的旧史学划分开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它是新史学。新史学在时间上没有限量，除非史学有朝一日发生我们今日想象不出的变化，有更新的史学出现，新史学的概念都可以用。
可见，从中国史学史自身特点出发，分之为旧史学新史学两段，比以鸦片战争为界分古代近代，更为科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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