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于3月26日至31日在厦门大学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和国家教委社科司、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和厦门市社联的有关领导，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和《历史研究》等报刊出版社的编辑记者。大会共收到论文四十多篇，涉及到史学理论、中共党史史学方法论和军事历史学等方面的内容。会议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对建国四十年来我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和史学理论自身的发展作了理论上的回顾，探讨了我国历史科学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现将讨论涉及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于四十年史学的理论回顾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建国四十年来，我国的史学研究，在许多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最重要、最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是确立了唯物史观对历史科学的指导作用，撰写和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论著，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搜集和整理了丰富的中外历史资料，培养了大批历史研究人材，尤其是在教学和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广泛地普及了唯物史观。
有同志提出，四十年来史学界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失误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两种简单化、教条化和误解：一是前十七年运用唯物史观的教条化、简单化，对待中国传统史学的片面性和误解；一是近十年对待唯物史观、中国传统史学、西方史学的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简单化和误解。对于唯物史观、中国史学、西方史学缺乏独立自主的深刻的研究，因而容易出现人云亦云，由一种片面性走到另一种片面性。今后要克服这种简单化、片面性，必须改善研究环境，发展中国史学的独立自主意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发展不同的学术流派，形成统一的多样化的史学方法体系。
与会的同志们指出，总结四十年史学的发展道路，使我们更加认识了在史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重要性，当然，这种坚持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大量正本清源的艰苦的研究工作，以恢复和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实质，在科学的基础上，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科学的指导作用。
二、四十年史学的阶段划分及其方法问题
关于四十年史学发展的阶段问题，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建国至“文革”前的十七年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普及和发展时期，确立了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第二阶段，文革十年时期，史学成了影射史学，历史研究陷入巨大危机；第三阶段，76年以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十年，历史研究重新获得了极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冲击和影响，甚至有轻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倾向。另一种观点认为，四十年史学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949年-1957年（从新中国成立到反右斗争），马克思主义史学普及和发展时期；第二阶段，1957年-1965年（从反右斗争到“文革”前夕），马克思主义史学趋向保守封闭和日益僵化的时期；第三阶段，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影射史学恶性泛滥，马克思主义史学陷入严重危机的时期；第四阶段，1976年-1989年（从“文革”结束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赋予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强大生命力的时期。对于分期问题，有些同志提出了更细的问题。如说：用1976年作为新时期史学的界标不够恰当，学术史并非和政治史完全吻合，1976年粉碎“四人帮”，但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史学并没能从直接为政治服务的简单化倾向中（或者说没能从影射史学的思想方法中）解脱出来，1978年底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阶段似乎应从1979年算起。也有的同志主张史学的阶段应该划分得更细一点。
讨论中还涉及到如何划分史学阶段的方法问题。一种主张是以政治为划分标准，即上述把四十年史学划分为三阶段或四阶段者皆是。另一种主张划分史学发展阶段，应该抓住走在时代前面的那些史学大家的成就和动向，去说明、概括那个史学时代，四十年史学分期应该属于现代史学史的问题，应该以史学发展的自身问题为根据，反映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虽然这四十年中，史学受到政治影响，但是史学仍有自身的规律，有自身的体系和线索。再说，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只能按史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来划分，具体划分标准应该是：看史学理论是否有创新？方法是否有创新？是否有重大的著作产生？而以政治为根据划分史学发展，不能正确反映史学自身的发展过程。
三、关于史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
在回顾四十年的时候，人们发现史学对现实和政治有着一种强烈的依附关系，这一事实，引起了人们对历史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的关注和兴趣，发表了一些看法。
有同志认为，应该强调史学与政治的结合，就是西方史学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史学的求真还是为了今天，为了帮助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史学不能仅仅束缚于求真的圈子之中。另有同志认为，在现实的社会政治条件及史学的传统品格的影响下，在政治与史学两者之间的关系上，便十分自然地出现和形成了史学对于政治甚至政策的从属性，和政治对于史学发展的强烈影响和制约，史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史学一般说来缺乏相对独立性的品格。因此，有些同志强调了史学的求“真”，作为一门科学，它首先要有科学性，才能为现实和政治服务，为现实和政治服务应建立在求真的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过多强调为现实服务而使史学丧失真实性的品格。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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