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邓广铭的学术贡献
中国的断代史学是从本世纪新史学兴起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就宋代历史的研究状况而言，与先宋时代的历史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宋以前的历史，古人已有研究，而宋以后的历史则不然。元明清三代只有史书的编纂和史料的考订，没有史学可言，所以在本世纪之前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宋史研究。
张荫麟（1905-1942）是本世纪宋史研究的先驱。从20年代中叶起，他先后发表论文20余篇，宋史研究的不少课题都是由他发轫的。但由于英年早逝，未能取得更大成就。张荫麟对于宋代史学的首创之功不应埋没，但他的成就和影响尚不足以使宋代史学形成为一门规模初具的断代史学。
宋代史学体系之建立，始于邓广铭。至40年代，邓广铭在宋史学界的权威地位已经得到史学大师们的承认。1943年，陈寅恪在为《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的序中评价说：“邓恭三先生广铭，夙治宋史，欲著《宋史校正》一书，先以《宋史职官志考正》一篇，刊布于世。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注：《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按陈寅恪所称“新宋学”实际上是指宋代史学，这一名称极易产生歧义，故本文不取这种说法。）1947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做了一番全面的回顾，其中在谈到宋史研究的状况时说：“邓广铭先生年来取两宋各家类书、史乘、文集、笔记等，将《宋史》各志详校一遍，所费的力量不小，所成就亦极大。其《宋史职官志考正》已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更有《岳飞》、《韩世忠年谱》、《陈龙川传》，及论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宋太祖太宗授受辨》、《宋史许及之王自中传辨证》。宋史的研究，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张荫麟先生亦专攻宋史，惟英年早逝，不克竟其全功。但就发表的论文看来，其成就已很大，仅次于邓广铭先生而已。”（注：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至40年代末，由于邓广铭的努力，宋代史学在中国史学中可以说已经独树一帜。
今天，邓广铭教授早已被公认为本世纪宋史学界的学术泰斗。最近，周一良教授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在邓广铭九十诞辰的时候，他曾想写一篇文字，“主题就是‘邓广铭是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其理由是：邓广铭的宋史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不像一般学者那样只偏重北宋，而是南北宋并重；不但研究政治史、经济史，也研究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甚至还笺注过辛词，这在宋史学界是无人能比的（注：周一良：《纪念邓先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邓广铭培养的第一位研究生漆侠教授，对他老师的学问的评价是“致广大而尽精微”，他认为“真正能够盱衡天水一朝史事的”，惟有邓广铭先生；“宋辽夏金断代史方面的通才”，也只有邓广铭先生一人（注：漆侠：《悼念恩师邓广铭恭三先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上，邓广铭教授究竟占有怎样一个位置？笔者以为，自新史学诞生以来，中国出现了五位一流的史学大师，这就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他们可以称得上是通儒。其次是在某个断代史或专门史领域获得最高成就、享有举世公认的权威地位者，也为数不多，如唐长孺之于魏晋南北朝史，韩儒林之于蒙元史，谭其骧之于历史地理，以及邓广铭之于宋史。
除了宋史之外，邓广铭教授的研究领域还涉及辽金史，尤其是有关宋辽、宋金关系的问题。他对辽金文献史料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如关于《辽史·兵卫志》的史源，关于《大金国志》和《金人南迁录》的真伪等等。虽然他对辽金史的问题不轻易发表意见，但实际上有很多精辟和独到的见解。譬如乣军问题，是辽金元史上一个长期无法解决的难题。他早就认为辽朝并无所谓“乣军”，某部族乣实际上也就是某部族军，这一论点后来为他的学生杨若薇博士的研究成果所证实。
在邓广铭教授一生的著述中，最主要的是四传二谱，即《陈龙川传》、《辛弃疾传》、《岳飞传》、《王安石》和《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手册》中，邓广铭教授在自己的“学术专长”一栏填的是“隋唐五代宋辽金史、历史人物谱传”（注：牛大勇编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手册》，1997年刊行。）。这可以看做是他一生治学方向和学术成就的一个自我总结。他在追溯自己的谱传史学情结时，说他自青年时代读了罗曼·罗兰的传记作品后，就“动了要写一组中国的英雄人物传记的念头”；及至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后，“我就发愿要把文史融合在一起，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用文学体裁写历史”（注：见前揭欧阳哲生《邓广铭教授谈治学和历史研究》。）。后来胡适的“传记文学习作”课则将他最终引上了谱传史学的道路。
周一良教授在评价邓广铭的学术成就时写道：“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是，他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他的几本传记，像《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等等，都是一流的史书，表现出他的史才也是非凡的。……当代研究断代史的人，很少有人既能研究这一段历史，又能写这一段历史。”（注：见前揭周一良《纪念邓先生》。）我请周一良教授就这段话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他解释说，清代学风朴实，尤其是乾嘉时代的学者，在史料考订上下了很大功夫，但就是没有一个人写历史；现代史学家中不乏高水平的学者，许多人都能做出扎实的研究成果，但却极少有人能够写出历史。这就是邓广铭先生的不同凡响之处。
在邓广铭教授的四部历史人物传记中，以《岳飞传》和《王安石》花费的心血最多，也最为他本人所看重。《岳飞传》一书初名《岳飞》，是1944年应重庆胜利出版社之约而撰写的，次年8月15 日此书出版之时，正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资之日，这使邓广铭教授终身难忘。1954年，他把这部书作了大幅度修改，订正了许多旧史记载的错误，并改名为《岳飞传》出版。粉碎“四人帮”后，他又花了五年的时间，再次改写《岳飞传》，此次修改的幅度比上次更大，改写的部分占全书的90%以上。《王安石》一书初版于1953年。由于文革中写成的那部《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遂于80年代初修订后再版。但此次修订本并没有作太大的改动，“儒法斗争”的烙印依然比较明显。因此在年过80以后，邓广铭教授又四写《王安石》，对此书做了彻底的修改，在史料考订和辨伪上下了很大功夫，篇幅也增加二分之一以上。
除了上述几部谱传著作之外，《稼轩词编年笺注》也是一部高品质的传世之作。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手册》中，邓广铭教授填写的三部代表论著是《稼轩词编年笺注》、《岳飞传》和《王安石》，可见这部著作在他心目中的价值和分量。此书的初稿完成于1937年至1939年间，原拟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未果，一直到1957年才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刊行。该书甫一问世便引起学界普遍关注，且有一些素不相识的专家学者写信给邓广铭教授，提出修订的建议或增补的资料。1962年此书增订本出版，并于1963年和1978年两次重印。80年代后，邓广铭教授又花费很大精力再度对它进行修改和增订，于1993年推出一个更加完善的本子。《稼轩词编年笺注》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佳作，自该书问世40年来，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仅1978年一版就印行了25万册，邓广铭教授戏称它是一本“畅销书”。曾经有人对他谈到读完此书所留下的印象：“它是出自一个历史学者之手，而决非出于一个文学家或文学史家之手。”邓广铭教授对此的反应是：“这个评语的涵义，不论其为知我罪我，我总认为它是非常恰当和公允的。”（注：《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三版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我们不妨说，这句话道出了此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说到“写历史”，还应该提到的是，60年代初，邓广铭教授参加了由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编写工作，撰写其中的宋辽金史部分，这部教材后来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但他所撰写的部分毕竟只有13万字的篇幅。邓广铭教授晚年的一个最大遗憾，就是没有写出一部堪称总结性成果的《宋辽金史》。几年前，他在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撰写的《自序》中说：“在编选这本《自选集》的过程中，经常引起我的惭愧的一事是，我虽把辽宋金对峙斗争的时期作为主要攻治的一个特定历史段落，然而我竟没有像其他断代史的研究者那样，写一部详赡丰实的辽宋金史出来。”漆侠教授在看到这段文字之后，非常后悔没有及早促成邓广铭先生主编一部《辽宋夏金史》，借以偿其夙愿（注：见前揭漆侠《悼念恩师邓广铭恭三先生》。）。
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也是邓广铭教授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40年代初，他曾计划对《宋史》全书进行系统的考订，最终撰成一部《宋史校正》，后来这一计划虽未完成，但仅就他对《职官志》和《刑法志》的考订来看，可以说是自《宋史》问世600 年来对此书进行的第一次认真清理。文革期间，他还一度参加过由中华书局主持的《宋史》点校工作。80年代以后，邓广铭教授长期担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和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并点校出版了《陈亮集》和《涑水记闻》（与张希清合作）。在他的主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还完成了两项宋代文献的整理工作，一是点校赵汝愚的《国朝诸臣奏议》，二是编成一部《宋人文集篇目索引》（注：关于邓广铭教授对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贡献，请参看刘浦江《邓广铭先生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一文，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4年第11期。）。
长期以来，邓广铭教授在研究南宋前期的宋金和战等问题时，曾花费过很大精力对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进行校勘，他早就有一个想法，准备在点校此书的基础上，仿照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又名《校勘学释例》）写出一部《三朝北盟会编校勘释例》，为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一个范例。现在《三朝北盟会编》一书已经由笔者协助他完成了点校工作，而他却来不及写这部《校勘释例》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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