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邓广铭教授的计划，他原准备在有生之年把四部宋人传记全部再改写一遍，去年新版的《王安石》只是这个计划的第一步。他曾在病床上对女儿谈起过他的设想：“《岳飞传》前一部分整个重写，后面有些部分可以从书中撤出来，单独成文；《陈亮传》也不难写，有个得力的助手，半年时间可以搞出来；《辛弃疾传》基础太差，还要多做一些准备。”（注：见前揭邓小南《父亲最后的日子》。）去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准备为他出版全集，他坚持要等他把几部传记重新改写完毕以后才能收入全集，在1997年10月7 日致河北教育出版社编审张惠芝的信中说：“《岳飞传》、《陈亮传》、《辛稼轩传》，我要新改的幅度都比较大。贵社计划把几传原样重印，我认为不可行。我一生治学，没有当今时贤的高深造诣，使20年代的著作可以在90年代一字不变的重印。我每有新的见解，就写成新书，推翻旧书。”（注：此信由邓广铭口述，沈乃文笔录。兹据邓小南提供的信稿复印件。）这就是他始终不渝的学术理想：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
从邓广铭教授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一生中凡正式发表的文字都是字斟句酌，决不苟且。就连他80岁以后写的文章还常有句子结构很复杂、逻辑很严密的表述，这显然是反复推敲的结果。他的论著既是如此认真地写出来的，所以就不能容忍别人改动他的文稿，他常对出版社或报刊的编辑提出这样的要求：“可以提出修改意见，也可以全稿废弃不用；但希望不要在字里行间，作一字的增删。”更不能让他容忍的，是由于某种“违碍”而删改文字。1996年，邓广铭教授为《台大历史学报》写了一篇《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其中谈到傅斯年去台湾后曾托人给他捎来口信，要把留在北平的藏书全部赠送给他，文中有一段注说：“此乃因傅先生昧于大陆情况之故，当时他已成一个被声讨的人物，其遗存物只应被公家没收，他本人已无权提出处理意见了。”去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将这篇文章收入《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一书时，提出要把这段文字删去，邓广铭教授当即表示：“如果删去这段话，我这本书就不出了！”
邓广铭教授执著的学术精神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话题。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仍坚守在他的学术阵地上，每天坚持读书和写作，直至病倒为止。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为了修改讨论《辨奸论》真伪问题的论文，三番五次地托人从医院带回纸条，提出他的修改意见。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部插着氧气管和引流管，手臂上又在输液，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执意要看《王安石》一书的校样，于是只好由女儿拿着放大镜，举着校样让他看。支撑着他那风烛残年的躯体的，该是多么顽强的精神。
章学诚最为推崇的是这样两种学术造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注：《文史通义》卷五《答客问》中。）邓广铭教授在为去年北京大学出版的《邓广铭治史丛稿》一书所作的自序中，用这两句话来概括他毕生的学术追求，他认为一位历史学家“一是必须具备独到的见解，二是必须具备考索的功力”。我以为，“独断之学，考索之功”八个字，再准确不过地点出了邓广铭教授的治学风格。
一个学者有点学问并不难，学问渊博也不甚难，难得的是有见识。“独断之学”要求学者不但要有见识，而且要见识卓越，见识特出。邓广铭教授素以史识见长，体现在他的论著中的个性化特征极为明显，原因就在于他从不人云亦云，总是能够独树一帜，自成一说。比如关于金军拐子马的解释，关于岳飞《满江红》的真伪问题，关于宋江是否受招安征方腊的问题等等，他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在邓广铭教授的论著中，从来就没有模棱两可的意见，他的观点一向旗帜鲜明。
史识当然不是没有凭藉的，它源自深厚的学养。史学之道，但凡“独断之学”，必定有赖于“考索之功”，否则“独断”就难免沦为“武断”。对于邓广铭教授那一代人来说，考证的功力似乎是先天的长处，而他在考证方面的擅长，即便与同时代人相比也是突出的。“考索之功”的前提是对史料的充分掌握。从对史料的重视程度来看，可以看出邓广铭教授的史学观念受到傅斯年的很大影响。傅斯年提出的“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自50年代以来一直遭到批判，邓广铭教授近年公开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史学即是史料学’的提法，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一命题的本身，并不含有接受或排斥某种理论、某种观点立场的用意，而只是要求每个从事研究历史的人，首先必须能够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鉴定其真伪，考明其作者及其写成的时间，比对其与其他记载的异同和精粗，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基础工作。”（注：《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邓广铭教授历来主张研究历史要穷尽史料，对于宋史研究者来说，“穷尽史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邓广铭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做到了这一点。
在邓广铭教授非常个性化的学术特色中，有一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论战风格。他一辈子都在进行学术论战，用陈智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写作六十年，论战一甲子”（注：陈智超：《崇高的责任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实际上，邓广铭教授的学术论战还不止60年的历史。他写于1935年的第一篇学术性文章《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注：《国闻周报》12卷43期，1935年11月4日。）就是论战文字，而1997 年写成的最后一篇论文《再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兼答王水照教授》（注：《学术集林》第13卷，1998年5月。），也仍然是一篇论战文字。在他病重住院期间， 曾对女儿谈到他的论战风格：“我批评别人也是为了自己进步。我九十岁了，还在写文章跟人家辩论，不管文章写得好坏，都具有战斗性。”（注：见前揭邓小南《父亲最后的日子》。）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战斗”精神并不是在他成名以后才形成的，上述那篇批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的文章发表时，他还在念大学四年级。这种论战风格的形成，主要是缘于他那“耿介执拗而不肯随和的性格”，以及他那“从不左瞻右顾而径行直前的处世方式”（注：见前揭邓小南《父亲最后的日子》。）。他在阐述自己的学术主张时说：“至于‘奄然媚世为乡愿’（章学诚语）的那种作风，更是我所深恶痛绝，一直力求避免的。”（注：《邓广铭治史丛稿·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对于邓广铭教授的文风，杨讷先生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邓先生在指摘别人时的确用词尖锐，甚至使人难堪，……部分由于他的个性，部分是受前一代文风的影响。看看三十年代的文坛健将，喜欢用尖锐言词写作或辩论的，人数真不少。他们对别人尖锐，也能承受别人对自己尖锐。邓先生从事著述起于三十年代，自然会受那时文风的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注：杨讷：《走近邓先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这段话也隐含着当代学者的一种价值倾向：对老一辈学者锐利的文风可以理解，但并不赞赏。
顾炎武曾提出一个理想的学者标准：“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注：《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邓广铭教授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八个字作为他的座右铭，以此来规范他的道德文章。关于他的学问方面，我们已经谈得太多，这里只想就一件小事来谈谈他的人格风范。1997年春，河北教育出版社补贴资金出版了《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并以此为条件，商定出版他的全集，但因他与人民出版社早有出版《王安石》修订本的约定，遂影响到全集的出版问题。他当时首先想到，如果全集不能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将欠下出版社的一份情，“这使我感到沉重的压力，如何清偿此事，成为我心头一块大病”。在1997年10月写给河北教育出版社编审张惠芝的信中，他提出全集仍希望交给该社出版，但必须等他把四部传记全部改完；如果出版社方面不同意这个方案，“我在有生之年必须对贵社印行我的《九十祝寿论文集》作出报答，那么就请贵社把印制这本论文集的费用清单告诉我，我将在半年之内分两期全数偿还贵社。我今年91岁，我的人生观点就是绝不在去世之时，对任何方面留有遗憾，不论是欠书、欠文还是欠债，这样我可以撒手而去，不留遗憾在人间”（注：此信由邓广铭口述，沈乃文笔录。兹据邓小南提供的信稿复印件。）。看到这封信，我对邓广铭教授的道德文章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以为，这是对“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一语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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