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典制体的代表性成果有：耿天勤《唐代政书的崛起》（《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4期），王世伟《政书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白云《政书体的源流发展和价值特点》（《内蒙民族师院学报》1997年增刊）等。耿文着重分析了唐代政书崛起尤其是《通典》巨著产生的原因，以及在史学史上的深远影响。王文着重论述了政书的起源、政书在书目中的分布和演变、政书的类型和范围、政书与类书的区别和联系、政书的易考性和易检性的工具书性质五个问题。白文主要论述政书的类目设立、政书的演变、政书的类别特点和价值、以及杜佑在政书编纂上的杰出贡献等。
以上是近年来学界关心较多、研究较多的几种史书体裁，这几种体裁都是史书体裁中的主要体裁。除此之外，方志和谱牒也是近年来研究中的热点。
关于方志的研究，主要探讨了方志的起源和发展、方志的史学价值、方志的类型和特点等等。代表性成果有：梁全水《地方志的起源及其演变》（《江西日报》1980年3月13日），辛培林《试论方志的源流及其在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3期），刘伟毅《中国方志史初探》（《文献》第4辑），刘光禄《方志史略》（《档案工作》1981年第1期）和《历史上方志的派别、类型和修志主张》（《档案工作》1981年第2期），傅振伦《中国方志学》（一）、（二）、（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2、3、4期），陆振岳《方志源流试探》（《群众论丛》1981年第3期），黄苇《方志源流考辩》（《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陈光贻《方志类别小议》（《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邹和平《方志学理论研究概况》（《社科信息》1988年第2期），傅振伦《我国地方志整理工作的回顾与前瞻》（《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8年第2期），郭长生《方志及其演变》（《江汉论坛》1981年第4期）等等。
关于谱牒的研究，已涉及到谱牒的源流发展、谱牒的形式、内容和编纂、谱牒在文史研究中的意义、谱牒学研究的社会价值、谱牒学著作的收藏整理等许多方面。出版了《谱牒研究》辑刊若干辑，《中国谱学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和若干种谱学专著及大量论文，1997年上海图书馆还成立了“谱牒研究中心”。目前面世成果十分丰富，有谱学通论和通史性研究，如：来新夏、徐建华《中国的年谱与家谱》（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欧阳宗书《中国家谱》（新华出版社，1992年），钱杭（中国宗族制度》（中华书局，香港1994年）第五章《宗族的谱牒》，冯尔康《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华书局，1997年）的长序《宗族制度、谱牒学和家谱的学术价值》，常建华《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以及王泉根《略谈中国谱牒学》（《百科知识》1986年第7期），杨廷福《中国谱牒学的源流》（《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2期），刘光禄《谱牒述略》（《文献》第10辑），朱振华《谱牒学浅说》（《文史知识》1988年3期），王云度《谱牒学概述》（《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夏表陵《谱牒的源流与价值》（《郑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汪俊《略谈谱牒学在文史研究中的意义》（《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等文。
断代谱学研究，几乎覆盖了各个历史时期。如：杨冬荃的《中国家谱起源研究》、《周代家谱研究》、《汉代家谱研究》、《六代家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一、二、三、四辑），黎小龙《从民族学资料看家谱的起源》）（《谱牒学研究》第三辑），陈直《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展和索隐》（《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瞿林东《唐代谱学与唐代社会》（《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王善军《宋代谱学的兴盛及其时代特征》（《中州学刊》1992年第3期），常建华《元代族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三辑），张海瀛《明代谱学概说》（《谱牒学研究》第三辑），陈支平《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一书涉及清代以降谱学，徐扬杰《略论近代封建家谱的内容、撰修和作用》（见《宋明家族制度述论》，中华书局1995年）、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六章《宗亲活动与创建中的新族谱》，探讨了近现代修谱的新体例、新功能，等等。另外，梁洪生《近观江西民间修谱活动》和《谁在修谱》（《东方》1995年第2、3期），吕定禄《对当前农村兴起修谱续谱热的思考》（《江西方志》1992年第2期），王笑天等《乡村社会重修族谱现象的思考》（《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2期）等文论述了当代修谱问题。
还有对著名谱学家的研究，如冯尔康《清谱学家朱次琦》（《谱牒学研究》第三辑），仓修良、叶建华《章学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八章关于章学诚谱牒学理论的研究等等。
也有学者专门撰文指出当前谱牒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关于谱牒学研究的意见和建议。（注：参见仓修良《关于谱学研究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朱端强《清人谱学理论的启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在史书体裁的个案研究中，史评体、史注体、史考体、学案体、笔记等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研究史评体的成果有：瞿林东先生的《略论中国古代的史学评论》（《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和《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等；研究史注体的成果有：柏明、李颖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徐流《史注体式述论》（《重庆师院学报》1991年第1期），白云《史注之史学价值》（《学术研究》1999年第9期）等；研究史考体的成果有：曹显征《论史评与史考文体的形成及其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等；研究学案体的成果有：陈祖武《关于中国学案史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董乃斌《关于“学术史”的纵横考察》（《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等；研究笔记的成果有：徐汉华《笔记中的史料》（《历史教学》1982年第2期），孙建民《笔记史学刍议》（《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以及刘叶秋先生的《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等等。
（三）专题研究。是指专注于某一史书、某一史家以及某些具体性问题的专门研究。这属于史书体裁研究中的微观研究，这类成果较多较复杂。其中，有侧重讨论史家的编纂思想、编纂设想、编纂实践、编纂方法技巧及其历史意义的，如：李凡《梁启超对中国通史的编纂和设想》（《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吴怀祺《郑樵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李颖科《干宝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瞿林东《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贡献》（《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彭先和《论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对历史编纂学的贡献》（《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杨绪敏《论刘知几改造纪传体史书的主张和影响》（《徐州师院学报》1993年第3期），罗炳良等《章学诚创新纪传体的理论与实践》（《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罗炳良《邵晋涵在历史编纂学理论上的贡献》（《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2期）和《十八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新成就：论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的辩证思想》（《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王记录《钱大昕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崔曙庭《范晔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成就》（《天中学刊》1996年第1期），王戎笙《郭沫若关于历史编纂体裁的思考》（《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等等。
有侧重分析评论史著的体例、特点、理论成就及其对后世之影响的。如：卢中贤《试论〈世本〉在我国史籍编纂上的地位和影响》（《中国图书馆学报》1997年第4期），张大可等《〈史记〉体例研究》（《秦汉史论丛》1983年，总第2辑），杨燕起《〈史记〉体例与“通变”》（《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江生《〈通志〉的体例与断限》（《历史教学》1984年第8期），钟岱《〈汉书叙例〉在著述体例上的创造性》（《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1期），王春淑《范晔〈后汉书〉序论赞评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刘隆有《〈汉纪〉对编年体的创新》（《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袁伯诚《论〈通鉴〉的编纂体例》（《固原师专学报》1982年第1、2期），瞿林东《说〈帝王略论〉的历史比较方法》（《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许凌云《谈〈史通〉的整体构思》（《浙江学刊》1990年第1期），赵俊《〈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冯惠民《〈通鉴〉胡注略论》（《史学月刊》1983年第6期），周晓瑜《〈汉书〉颜注评议》（《文献》1987年第4期），崔凡芝《裴注的史学意义》（《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陈其泰《〈宋元学案〉的编撰与成就》（《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3期）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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