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专门探讨某些具体问题的，如：涌泉《历代起居注浅述》（《历史档案》1983年第4期），刘隆有《实录究竟起源于何时》（《兰州学刊》1984年第2期），郑明《〈唐会要〉初探》（《中国唐史学会文集》），毛曦《乾嘉考据史学和中国考据史学》（《江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朱允兴《史坛考证热之我见》（《兰州大学学报》1992的第2期）等等。
专题研究在史书体裁研究中做得比较深入、细致，各种史书体裁的史著、史家均有所涉猎，成果丰富，成绩较显著（此不赘列），为史书体裁的宏观研究、系统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
上述三方面，是80年代以来史书体裁研究的基本情况。一般说来，整体研究属于宏观研究，而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则可视为微观研究。实际上，宏观与微观并不是绝对的，如个案研究相对整体研究是微观研究，相对专题研究则是宏观研究。甚至整体研究、个案研究、专题研究各自也存在宏观与微观的问题，应作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三、史书体裁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通过上述对我国史书体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初步分析总结，笔者认为，当前史书体裁研究中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和倾向：
1.具体性研究较多，通论性研究较少。研究者大多停留在对具体史书体裁、具体史家史著和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上，在史书体裁的微观研究层面上做了许多扎实有益的工作，应予充分肯定。但宏观研究和理论探讨却相对比较薄弱，一是缺乏对各种史书体裁综合研究的通贯之作。尽管综合研究的文章不少，但基本局限于体裁的多样性、体裁的继承与创新、体裁的辩证发展、体裁与内容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讨论，研究成果相对零碎，至今尚未有《史书体裁研究》、《史书体裁通论》、《史书体裁概论》之类通论性著作面世；二是缺乏就某一种史书体裁系统剖析的研究力作，或者说，个案研究的系统化、理论化还很不够。迄今为止，除纪传体、方志、谱牒外，其余各种史书体裁的系统探讨的通论性著作均暂付阙如。既没有一部著述对各种史书体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系统的总结，也缺乏史书体裁个案研究的通论性之作，这与我国丰富多姿的史书体裁极不相称。之所以如此，大致有三点原因：一是学界对史书体裁研究尤其是宏观研究重视不够；二是宏观研究相对难度较大，要做好不容易；三是研究者不注意理论升华，不注意使自己的研究由专门走向宏观，反而局限了自己的视野，限制了研究的更深入发展。宏观与微观，是辩证统一的，宏观研究对微观研究有指导作用，借助宏观研究的成果，有利于更深刻认清微观问题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深化微观研究；微观研究对宏观研究有基础作用，缺乏这个基础，宏观研究难免流于空泛。对问题的探讨，若能先着眼于一个宏观的把握，然后再从微观研究入手，使之不断深入和逐渐升华，这更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重视理论总结、加强宏观研究，并使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密切结合，这是今后史书体裁研究中应注意的重要问题。
2.关注主要体裁多，探讨一般体裁少。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极为丰富，最早有记言、记事的形式，后来产生了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史评、史考、史注、学案、地理、纲目、会要、谱牒、笔记等等。但目前对史书体裁的研究，发展极不平衡，多集中于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体等几种主要体裁和方志、谱牒的研究探讨，对其它体裁关注较少，研究不多，尤其是学案体、史评体、史考体、史注体的整体研究还十分薄弱（见前述“个案研究”）。在史书体裁研究上平均用力，不分主次，固然不对；但忽视乃至漠视一般史书体裁的研究，更是有害的，每一种史书体裁都是中国丰富的史书体裁的一部分，缺少对一般史书体裁的认识和研究，必然影响对中国史书体裁的整体把握，也不利于对传统的批判继承。加强对一般史书体裁的整体研究、系统研究，也是今后史书体裁研究中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3.研究重要史家史著多，研究二三流史家史著少。当前的史书体裁研究不仅多集中于主要体裁的研究，而且多集中于主要体裁的重要史家和史著的研究，对二三流的史家和史著缺乏关注和探讨。如：纪传体史书中，多集中于正史的研究，正史以外，注意较少；正史之中又多集中于“前四史”及其作者的研究，其它正史及其作者的研究较少。编年体史书多集中于《左传》、《汉纪》、《资治通鉴》及其作者的研究。纪事本末体史书多集中于《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及其作者的研究。甚至就一部史书而言，又有多致力于某些篇卷研究者的情况，整体研究较少。
同样，对于一般史书体裁而言，一方面是研究较少；另一方面是受上述主要体裁研究倾向的影响，也多集中于重要史家及其史著的研究。如：典制体多集中于《通典》、《文献通考》及其作者的研究；史评体多集中于《史通》、《文史通义》及其作者的研究；学案体多集中于《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的研究等等。
今后，既要重视主要史书体裁和重要史家史著的研究，也要关心一般史书体裁和二三流史家史著的探讨，唯其如此，方能真正推动整个史书体裁研究的深入发展。
4.孤立谈史书体裁多，结合当前编纂实践少。服务于当今的历史编纂学实践，应当成为史书体裁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但目前的状况是：大多数研究者往往就体裁而谈体裁，就传统而讲传统，没有把史书体裁的理论研究、传统编纂思想和方法的总结同当前史书编纂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为真正推动我国历史编纂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发展服务，这是令人遗憾的。总结传统，是为了更好地借鉴传统，为了更好地创新发展。在总结中借鉴，在借鉴中创新和发展，这是学科发展的规律。没有对前人和传统的合理继承，便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传统之所以能成为传统，必然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当然，传统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必将出现不适应，甚至形成有害的东西。“只因不创，其人必庸；只创不因，其人必妄”。拘守传统、抱残守缺不利于史学的发展进步，而轻意抹杀传统或全盘否定传统同样有害于史学的创新发展。因此，重视理论探讨与编纂实践相结合，处理好因与革、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这也是今后史书体裁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5.可贵的新综合体史书体裁的探讨与实践。我国对综合体裁的探讨与实践，历史十分久远，较早较明确者当属司马迁撰《史记》创立了纪传体，“纪传体史书，其中很大的部分是记人物，但不是一种单一的体裁，而是一种综合的体裁”。（注：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问之三》，《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实际上是包含有本纪、表、书、志、世家、列传在内的综合体”。（注：瞿林东《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安徽史学》1984年第4期。）如果再往前追，《尚书》和《世本》也可纳入其间。《尚书》记言又记事，就其所记内容而言，也蕴含着多种体裁，如《金滕》、《顾命》等专记一事，详其首尾，是纪事本末体之萌芽；《禹贡》篇广记九州的地理情况，是最早的地志；而《尧典》则近乎本纪。今本《世本》含帝系、纪、世家、传、谱、居、作、氏姓、谥法等，时间上贯通古今，内容上包罗万象，已是我国纪传体通史的雏形。后世对综合体裁探讨和实践的著名学者，有清初马骕撰《绎史》，创立了新的综合体；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了新综合体的主张和设想；近代章太炎、渠启超均提出用综合体编撰《中国通史》的设想等等。当代则以著名史学家罗尔纲先生、张舜徽先生、白寿彝先生的探讨与实践最具代表性。
罗尔纳、张舜徽、白寿彝三位著名史学家对新综合体裁的探索与实践有这样几个共同特点：一是重视继承与创新；二是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三是着力于“通”的把握；四是关注人民大众等。他们的探索与实践，为今天的史书体裁研究树立了榜样，代表了当今史书编纂和史书体裁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向。
综上所述，史书体裁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书体裁研究在不断加深和拓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罗尔纲先生、张舜徽先生、白寿彝先生三位著名史学家关于新综合体的探讨与实践，更是为当今史书体裁研究和史书编撰实践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但从总体上看，史书体裁研究中仍普遍存在宏观研究不够、理论探讨不足、系统性不强、体裁研究与编纂实践往往脱节等诸多倾向，都是今后史书体裁研究中应努力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
附记：本文是在导师瞿林东先生指导下完成的，瞿先生审读了全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深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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