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陈寅恪先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曾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注：《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36-237页。）质言之，新材料与新问题，正是学术创新的重要基础。而所谓新潮流者，绝非仅指热门论题而已，应该是指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方向，它对于任何学术问题的研究来说都是最基本的。合于此道者，才是陈寅恪先生所谓之“预流”。据此衡量，《移民史》颇有值得称道之处。
《移民史》发掘资料工作之深入、之有成效，是以往评论作者的一致看法。相对而言，先秦魏晋南北朝时期发掘新文献资料的余地最为有限，作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努力发掘资料：一是从前人多从政治事件或典章制度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改从移民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从而使旧史料获得了新生命。换言之，通过研究新问题发现了新资料；二是扩大视野，努力在传统文献范围之外发掘新资料。如考古资料等。作者研究秦后期对巴蜀的移民，多用简牍资料（卷2,77-80页）；研究汉代巴蜀移民，着重征引了两通汉碑（卷2,255-260页）；而所引用的近代在汉长城烽燧遗址所发现的粟特文书信，对作者研究东汉末年西域粟特人移民，提供了有力的佐征（卷2,220页）。
广征博引，编制移民实例，以作为分析的基础，是三、四两卷主要的资料手段。作者吴松弟共编制27份移民实例表，又另编了35个分析表，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象。台湾昌彼得、王德毅所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六卷，向为宋代人物资料最权威的工具书，吴松弟不仅将该索引所载1400名属于北方移民及其后裔的南宋人物一网打尽，还利用宋元小说乃至明清文献，新增300余名，编制成1700余名的南宋北方移民实例表，接近李国玲所编三卷本《宋人传统资料索引补编》收录的范围（注：李国玲：《宋人传统资料索引补编》（三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实属不易。正由于有了这一扎实的资料基础，作者关于北方移民在理学中心南移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观点，以及对南宋时期各阶段北方移民数量、特征分析的结论，才更显得令人信服（注：参见前引虞云国文。）。
第五、六两卷作者曹树基花费极大精力，历时多年从事社会调查，获得大量乡土资料与实地资料，更具特色。据书中披露的情形可知，作者足迹遍及鲁皖苏浙湘赣鄂等众多省区，近200个市县，从调查中得到无数弥足珍贵的资料，这是两卷史书具有翔实论据的重要原因。谭其骧先生最初研究湖南移民史时，仅用了4种地志资料。为了对湖南的移民历史做出更为准确的统计和推断，作者“不遗余力地在各地搜集湖南的各种氏族资料”，共搜寻得22种氏族志，其中有7种为稿本，2种为正在编著者，1种为氏族档案，涵盖面达38%，因此大大提高了研究取样的准确性（卷5,83页）。作者在第五卷第二章第三节第一日“淮河两岸”关于寿县明初移民来源的论述中，其对于移民输出地山东兖州枣林庄、寿州本地土著后裔“老户”的称呼等等的考定，依据的主要就是实地调查资料（卷5,43-60页）。此外如对“苏州阊门”、“山西洪洞大槐树”等传说的考订，无不得力于实地调查资料。
曹树基对于社会调查的重视及其调查资料在论述中成功的应用，使笔者联想到了史学研究应该如何扩大搜寻资料范围的问题。正如他在第五卷后记中所说，相比于海外学者，国内学者在搜寻乡土资料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因此诸如历史上“自发的移民”这样海外学者难以应付的问题，国内学者通过搜寻足够的乡土资料，却有可能解决（卷5,563页）。笔者想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实地调查，搜寻乡土资料，不仅扩大了史学研究搜寻资料的领域，使文献资料与实地资料相结合，有利于提高史学研究的水平；而且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轨之际，农村迅速城市化，城市不断扩容改造，大众文化日益异化，这一工作尤其有着它的紧迫性。许多方面，其实已经到了“抢救”资料的最后阶段，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尽力投入抢救工作，无疑是当代学者历史性的任务。
葛剑雄在第一卷“导论”第四章中归纳其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分为“文献资料”与“文献以外的研究方法”两节，可见传统的文献实证法，是《移民史》的主要研究方法。前述三位作者搜集文献以及其他资料工作之深入，已经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其应用文献实证法之熟练与成功，因此书中论点，绝大部分都能得到充分的史料论证。至于“文献以外的研究方法”，主要指考古学、人口学、历史地理学、地名学、语言学以及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三位作者在各自的论述中，虽各有侧重，然都用心发挥，颇有上乘表现。前述葛剑雄利用考古资料佐证东汉末年西域粟特移民问题，即为一例。吴松弟利用方言资料，来论证其客家南宋源流说（卷4,356页）；将遗传学研究成果与历史资料相印证，认为现今中国人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形gm、km分布测定所得出的假说，北纬30度是我国南方群体与北方群体分界线，正好与靖康南渡移民的分布区相吻合，因此南、北人格局“显然是在南宋时期最后奠定的”（卷4,409-411页）。这些结论若仅依靠文献资料，恐难以确证。曹树基更多地采用了人口学的方法。他为落实其“求证本期各次移民的数量和规模”的研究重点，利用人口学方法所建立的一些推算明清近代各地移民数据的理论模型，其应用无疑是成功的。例如根据近代以后的一些比较可靠的人口调查资料，来推算历史上某一特定时期的人口数据。在准确估算这一地区人口增长率以及排除战乱灾害等影响人口非自然增长因素的前提下，这种针对特定地区人口增长的理论模型，应该是可信的。又如书中根据氏族志资料建立的各地氏族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的多个地区性理论模型，在确信历史及经济等外国环境相近的前提下，对于理解其他地区氏族人口的增长，乃至大致推算其人口数据，都有一定实际意义。同时，鉴于这些理论模型的试探性，作者在应用中所采取的谨慎态度，也是值得称道的。
不过，想要尽可能地论证从远古到近代的移民史实，这个任务毕竟过于艰巨，特别是当作者总是力图弄清楚各地各历史时期的移民数量时，更是如此。全书各卷论证偶有疏误，也就可以理解了。
东汉、三国时期起，北方少数民族乌桓大量入迁中原，以至最终逐渐被汉族同化。《移民史》第二卷引用多数论著的说法，谓北朝以后，文献中已不再见有乌桓人记载（卷2,208页），其实不确（注：刘昫《旧唐书》卷143《刘怦传附刘济传》（中华书局点校本）：“贞元五年，迁左仆射，充幽州节度使。时乌桓、鲜卑数寇边，济率军击走之，深入千余里，虏获不可胜纪，东北晏然。”可见唐代中叶仍有乌桓部族。）。第三卷讲述唐代铁勒族骑兵深入内地作战，仅据“文献中没有重新外迁的记载”，推论“其余人可能都留在中原或其沿边地区，并渐为汉族所同化”（卷3,46页）。对于周边民族移民这样一个记载十分非常有限的对象，仅用缺证的方法来做出结论，恐怕是过于求证心切了。
比较多见的疏误出在数据求证上。由于资料过于匮乏，作者难免就会产生对某些仅存的数据性记载失于详察，以致引申过当的疏误。例如史文所载某些数据，常有夸张，并非实指确数，不可引为信史。唐代梁肃说苏州吴县“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叁编户之一”，不免夸张，作者却以此为基础，再根据当时苏州总人口数，推算出天宝时苏州北方移民至少有20余万（卷3,270页），似不可信。陈友谅与朱元璋决战，所部“号六十万”（卷5,153页），实际人数未必就有60万；时人称百姓“已六七分去农矣”（卷5,425页），更是出于传统重农轻商观念的夸张性说法而已。类似议论，各朝各代都可以找出不少，将这类记载引为信史，据此推算移民数据，恐怕不妥。
史事求证，不免要借助于推理。但推理法之应用于历史研究有相当的局限性，要点之一在于推理当有限度，须以事实为出发点。换言之，从历史事实出发做一定推理则可，若从甲推到乙，再从乙推到丙，既然乙属于推理而非事实，则不可。否则，历史求证就会有无限的可塑性。因此，《移民史》各卷中根据有关移民的少量数据，从一个假定推理到另一个假定的求证法，其结论不免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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