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学派
商业学派认为市场的力量决定农奴制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商业是欧洲生活变迁的引擎，……欧洲文化基本上是商业的产儿。”（注：皮朗，1986，第41页。）商业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皮朗，其代表作是《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和《中世纪的城市》。他提出，“商业和工业最初从没有土地的人们中间获得发展。这些人在以土地为唯一生存基础的社会里，可以说，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最初的推动力来自外界，……凝固于农业文明中的西欧，倘若没有外界的刺激和范例，是不能如此迅速地习惯于一种新生活的”（注：皮朗，1986，第43-44页。）。对社会发展来说，“远程贸易是推动的力量”。斯威齐为皮朗的旧说披上新装，他说，封建庄园经济是为“使用而生产”的体系，城市经济是为商品而生产的体系，商品生产和封建制度是互相排斥的概念。
这一派强调城市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把城市看作经济进步、文明开化的动力，而把乡村看作传统保守势力的地盘，认为城市在向近代社会的转变中居于主动地位，而乡村则处于被动地位。城市和乡村之间相互服务：乡村向城市供应粮食，反过来城市向乡村供应商品和产品。20世纪的许多学者指出，城市并不是一种独立自存的社会实体，它与城市之外的世界、与周围乡村、与更大的国家等有着紧密的联系，是更大范围的体系、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城市是某一特定社会的城市”，城市并不是一个与外部世界分离的实体，而是与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应从联结城乡于一体的整个经济社会结构上加以认识。由“城市论”向城乡一体论的转变，反映了对历史认识的逐步深化。（注：马克尧，1997，第225页、230页、245页。）马克思强调，商业“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972，第371页。）商业学派所提出来的市场的力量决定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一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人口学派
人是组成生产力的一个要素，人口的增长当然也就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但人口的增长又提出许多新需求，形成人口压力。在社会经济的变化中，人口因素是任何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都不能忽视的。从人口角度对16世纪到18世纪进行解释的代表人物是拉杜里，他的理论是波斯坦模式的翻版。波斯坦的人口理论通常被称为“波斯坦模式”，在波斯坦所研究的发展诸因素中有土地、人口、工资、物价、地租等，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口。波斯坦建立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是人口，是人口决定论，人口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被人称之为新马尔萨斯主义。但是波斯坦对此予以否认，他强调自己的研究更广泛、更开放。
拉杜里所研究的16至18世纪的历史则重复了波斯坦的“两个阶段的模式”，即第一阶段是16世纪的人口增加与租金上升、工资下降和农民持有地的分解；第二阶段是急剧下降的生产力导致17世纪人口的大灾祸。拉杜里认为他的“两个阶段的模式”适用于16和17世纪。他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指1450至1650年，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人口和地租上升，一度增加的中等“自耕农”持有地到16和17世纪上半叶趋于减少，大地产增加。第二阶段（约1650至1720年）则是人口和地租的减少与生产力的下降。（注：张去鹤，1980。）另外，有人认为，诺思也过分强调人口的作用，诺思起初是认为人口增加及其对市场需求的刺激对经济增长起了中心作用，后来又着眼于必须有国家中介作用保证向资本主义过渡。（注：马克尧，1994。）实际上，人口运动与物价、工资和地租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存在一种平衡机制。（注：Habbakuk,1972,pp.17-20.）
人口学派是在对商业学派的批评中产生的，波斯坦和拉杜里主要以人口分析来代替对商业变化作用的过分强调，赋予人口因素以太多的重要性。人口增长的确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认为人口增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未免言过其实。“单因素的解释过于狭窄，不会有多大作用，例如，一味强调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注：Coleman,1984,p.3.）人口因素是解释历史的一个因素，它是否适用于对前工业社会的研究还值得讨论。
社会形态学派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几部研究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著作中，提出社会发展的形态问题，许多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剖析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并提出自己的论点。
多布把“封建主义”定义为一种生产方式，而不是过去所认为的封君和封臣之间的司法关系。诺思把它视作一个具有财政性质的契约关系。封建主义危机最初则是布洛赫于1929年至1931年之间提出来的。多布认为“资本主义”反映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交换关系。还有人把它定义为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生产方式以及一种文明。斯威齐则侧重从交换关系来定义资本主义。马克思精辟地总结出：“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而与农业的自然经济和中世纪城市受行会束缚的手工业相对立。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972，第373页、第374页。）“对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研究范围不可避免地要由对农业的研究扩大到对经济各领域以及对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领域的研究。研究领域和视角的选择其实是由研究者对那个主题的理解和把握决定的。”（注：沈汉，王建娥，1993，第17页，第5-6页。）例如，有人强调经济结构是制约着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速度与方向的力量。布伦纳关注的是阶级结构，正是农村阶级结构的转变使英国农业生产力增加，从而免除了过去的危机重现，英国变成经历工业化的第一个国家。（注：布伦纳，1980。）社会历史是随着劳动者的自主活动能力的发展而发展，这必然要相应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结构。
诺思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提出了挑战，他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17世纪是辩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难题。因为封建主义似乎到1500年已经灭亡，而在传统上与工业革命有关的资本主义，在几乎近三个世纪中并没有出现。……所以马克思主义者有三个世纪的空白。”但他同时又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所以是目前对长期变革最有力的论述，恰好是因为它将新古典框架舍弃的全部要素包括在内：制度、所有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之强调的所有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现存所有权体系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紧张关系在发展的观点，堪称是一项重大的贡献”。（注：诺思，1993，第144页。）现有讨论未能建立前资本主义和过渡生产关系的直接模式，这值得引起注意。
总体上来说，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历史学的贡献怎么说也不为过分，很多分析都被专业人士广为接受，这是任何其他理论都无可匹敌的。“社会形态学派研究的重点仍然是经济领域而且局限在农业中，……对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问题更没有触及，表现出一种脱离和忽视政治研究的倾向。这种研究视野上表现出的倾向具有片面性。”（注：诺思，1993，第61页。）这一评述是比较中肯的。这一学派的研究常常是建筑在已有概念的基础上的，那些已有概念的陈旧化使这一研究在目前阶段的有效性受到质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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