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波]人类学与中国宗教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11:11:33 中国民俗学网 黄剑波 参加讨论
摘 要：人类学历来就关注宗教问题，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当然也会关注中国宗教问题。长期以来，西方人类学对中国宗教的研究，是将中国与中国宗教作为他者而研究。在这种汉学（或中国）研究范式下，他们的中国宗教研究表现出这样的特点：透过宗教，理解中国及中国社会。中国学者的中国宗教研究主要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学科进路：宗教学进路的宗教人类学与人类学进路的宗教人类学。不同于前者旨在认识宗教本身的是，人类学进路的中国宗教研究更多的是以宗教为切入口，文化、社会才是其真正的关怀。人类学的中国宗教研究应同时关怀到宗教、人类学、中国三个维度，将宗教视为生活中的宗教，观察宗教信徒具体如何实践宗教，如何形成对宗教的理解，以期呈现更为普遍性关于宗教、关于人性的探讨和认识。 关键词：宗教人类学；关键议题；研究维度；普通人类学 人类学向来关注宗教问题，其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研究更是不可能离开对宗教问题的讨论。需要承认的是，宗教人类学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然主要表现为中国研究或汉学研究（或汉学人类学）范式或话语下的中国宗教研究，不论是海外学者的中国宗教研究，还是中国学者借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所展开的研究，中国宗教在这些人类学者眼中，在不同程度上被投射为他者（或想象的异邦）。这在一方面来看固然能提出一些富有意味的观察视角，但同时也必须意识到，至少这在旨趣上与在国学范式或话语体系下的中国宗教研究有相当的不同。不过，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将对海外学者与中国学者的中国宗教研究分别讨论，继而简略讨论人类学中国宗教研究的几个关键议题和可能的研究维度。 一、作为他者的中国和中国宗教 19世纪后期，随着整个西方世界的“霸权”确立，人类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逐渐兴起。与非洲、澳洲等类似，中国主要被视为其研究对象。今日在回顾、梳理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历史时，往往直接就谈到我们所熟悉的中国人类学家，例如费孝通先生等，他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接受了西方训练，回到中国做研究。其实在那之前，就已经存在人类学的中国研究，知名者如法国学者葛兰言，更早则有荷兰人高延。宗教问题向来是人类学关注的传统之一，要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对宗教问题的探讨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早期人类学或经典人类学在几个领域中投入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婚姻家庭与亲属制度；其次是在政治领域，特别关注非西方的无国家社会如何进行政治运转；其三是对经济的讨论，主要讨论在没有现在的市场经济情况下，人们的经济生活怎样进行，这个方面也有大量的研究，例如马林诺夫斯基和莫斯。另外就是对宗教的研究。梳理人类学的“英雄史”，宗教问题从一开始就受到大量关注，泰勒、弗雷泽及马林诺夫斯基对宗教、巫术进行了很多的研究。后来像玛丽·道格拉斯、维克多·特纳，以及比他们略早的埃文斯－普理查德，也做了大量的宗教研究。 在中国这个处境里学习人类学、民俗学或社会学，宗教无疑应当是一个很核心的话题。我们研究宗教，不仅仅因为宗教问题在中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很多人在论述为什么最近10年或者20年宗教社会学或者宗教人类学兴起的时候，通常会提到其基本背景就是最近几十年中国宗教发展迅猛，形成所谓“宗教热”。确实，最近几十年可以看到宗教所带来的政治、经济问题，尤其是西北、西南地区，与宗教相关的族群问题所引发的对宗教问题的新一轮关注。这无疑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我们做研究不仅仅是因为现实的需要，还应当延续一种学科性的传统。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国做宗教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关联到、关照到、回应到人类学的传统，包括这百多年来的一些核心议题。即，文化是什么以及文化如何变迁，而透过研究文化的这种差异以及变迁，最后试图探讨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所以，对宗教的讨论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是人类生存，或者是文化生活里最核心、最基本的一个维度。简言之，人类学向来关注宗教问题，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不可能离开对宗教问题的讨论。 不过，有必要提到的是，这种西方人类学的中国宗教研究，更多地表现为中国研究或者汉学研究，早期叫汉学研究，以欧洲为传统；到后来美国变成学术中心，则被称作中国研究，这是在区域研究的框架里所做出的划分。在这种宗教研究的范式下，中国基本上是被投射为他者。此外，甚至连中国学者，或者说受了西方人类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宗教的时候，仍未超越这种汉学研究的范式或者说中国研究的范式，即把中国作为人类学的他者来进行研究。 早期传教士汉学家研究中国的最终目的当然是传教，然而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研究的进程。在这个时期，很多传教士同时也是汉学家，他们在欧洲学界的角色与人类学家相近。他们将关于中国的知识带回欧洲。理雅各是在中国多年的传教士，回英国后被任命为牛津大学第一个汉学教授。花之安是德国基督教礼贤会传教士，被誉为“19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林乐知是基督教美国监理会传教士。卫礼贤是魏玛差会的传教士。以上几位都是基督新教传教士。而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这些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则是天主教传教士。有趣的是，他们生活的时代与现代人类学兴起的时间基本重合，而且从时代背景、知识体系来说，与现代人类学非常接近，当然也有根本的差异。这一批传教士汉学家，研究中国宗教的目的在于传教，但客观来说促进了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 他们在研究中国时，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有宗教吗？或者说中国有像基督教那样的宗教吗？这个设问与人类学家研究部落民的宗教一样。人类学家研究部落民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怎么没有和我们一样的宗教？按照盖尔纳的评论，埃文斯－普理查德在研究非洲时始终关注这几件事：其一是在科学缺席的情况下认知秩序的维系，其次是在国家缺席的情况下政治秩序如何运作，以《努尔人》为代表。格尔兹在此基础上提出第三点：在（基督教）教会缺席的情况精神秩序的维系，以《阿赞德人巫术、神谕和魔法》为代表。和埃文斯－普理查德所做的非洲研究类似，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宗教时，提出的问题也是如此，中国有宗教吗，其实是问中国有基督教这样的宗教吗？这样的思路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自己对宗教的看法。尤其是在梁启超、胡适那代人看来，他们认为中国是没有宗教的，因为按照基督教的标准来讲确实没有。在19世纪后期以及20世纪前期，这是一个主流的看法，即中国没有宗教。杨庆堃对这个看法不满意，所以才写了一本著名的书《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这本书力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是有宗教的，但不是基督教那样的宗教，另外，它试图展示这样的一种宗教又是如何在中国社会中发生作用的。 前面提到的这几位传教士汉学家主要关注的是汉人宗教，另外还有一批人专门做藏、羌、彝的宗教研究，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少数民族宗教研究。他们基本都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传教士，又是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民族学家）。华西协和大学是当时基督教在四川最为重要的大学。他们做了大量康区、羌族的研究。其中葛维汉是最早主持三星堆考古的人。此外还有戴谦和、陶然士、叶长青等，他们所做的研究不可避免地都涉及宗教研究。 如果说之前的传教士汉学家研究中国宗教旨在传教，那么人类学家研究中国宗教则主要是要在知识上了解中国。以下仅略举几例，挂一漏万，旨在说明几个主要的研究方面。 汉人社会研究的关键词是中国或中国性，讨论什么是中国。从文献的角度看，关于华南宗族的研究非常多。一般讨论宗族研究的时候，通常将其置于民俗学和历史学的范畴。从人类学的宗教研究看，这些华南研究探讨的核心内容大致为：祖先与鬼神、丧葬与宗族、民间信仰与民间道教，以及“傩”这类独特的民间信仰。比如武雅士的著作《神、鬼与祖先》；王斯福的《帝国的隐喻》，以及华琛提出的“神灵的标准化”命题等。 法国学者对中国宗教、社会的研究有其比较独特的关怀。最早可以追溯到涂尔干和莫斯的《原始分类》，其中有一章讲中国的宗教，谈到关于天干地支、阴阳五行的宇宙观，这是将宗教作为分类系统进行探讨，不过他们使用的材料几乎全部来自高延。葛兰言是涂尔干、莫斯之后法国人类学的“掌门人”，但并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他的论文《中国人的左与右》在汉学界影响很大，所使用的理论脉络也是从涂尔干、莫斯以及赫兹那里衍生出来。还有两位学者值得提到，一是施舟人，可以说是在世的道教研究权威之一。还有一位是他的学生劳格文，他带领了一批人做道教科仪以及华南地方社会研究。 关于华北，民俗研究中对宗教的探讨也比较多，尤其需要关注日本学者的研究。其中渡边欣雄写了《汉族的民俗宗教》；比较早的还有鸟居龙藏，他是最早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的日本学者；此外还有《满铁调查报告》，这份调查不止是对铁路，更是对当时华北的村落做了详细记录。美国学者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所用的材料基本上都来自于《满铁调查报告》。 上文所提到的，无论是华北还是华南，都是汉族研究，还得注意到一些少数民族研究，诸如华西协和大学做的川西人类学研究，以及20世纪80年代开放之后郝瑞、王富文等人的研究。不过，他们的重点已然不是宗教而是民族与族群的问题。此外，还有对藏传佛教的专门研究，在美国的区域研究体系里更多被归类为喜马拉雅研究。其中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类学家Erik.Mueggler，他的专著《野鬼时代》在2001年一出版就广受关注。 关于“世界宗教”的研究，不得不提杜磊，在过去的20年间，Muslim Chinese，Ethnic Identity in China以及Dislocating China这3本书都展现了他对伊斯兰研究的关怀。不过，杜磊的研究真正关怀的是族群而不是伊斯兰，他讨论的伊斯兰主要是与“回”有关，这就主要不是宗教的问题，而是族群、文化、政治和民主的问题。另外一位值得关注的学者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社会学教授赵文词，他出版了两本关于中国天主教的著作，《一个中国村庄中的道德和权力》和《中国的天主教》。这两本书基本上型塑了吴飞的《麦芒上的圣言》，也就是说，吴飞这项关于华北乡村天主教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回应赵文词所提出的问题，即天主教的信仰在中国究竟有没有落实，以及它如何作为一种规训手段、宗教的技术。2007年，赵文词出版了《民主的法则：台湾的宗教复兴与政治发展》，主要讨论台湾佛教与政治生活，认为佛教与台湾民主化进程有很大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几个研究表面上在讨论天主教、佛教，但关键词是道德、权力、公民社会等，可见这些问题才是其研究中真正关注的焦点。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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