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后期英国世俗贵族阶层的历史辨析(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7:11:18 《史学月刊》 孟广林 金德宁 参加讨论
三 “变态封建主义”与超级臣属 在中世纪后期，随着“变态封建主义”的盛行与私家庇护制或扈从制的形成，区域性大贵族超级臣属(over-mighty subjects)(44)日益崛起，构成了英国贵族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变态封建主义”概念是19世纪中期英国学者普卢默·查尔斯(Charles Plummer)首次提出的，但将其充分阐发和界定的则是当代著名史家麦克法兰。在麦克法兰看来，“变态封建主义”是以庇护制和扈从制为主要内容的非常态的封建制度。与以土地占有为基础、以封君封臣关系为纽带的传统封建制度不同，“变态封建主义”则是以货币支付相应的土地收益并以此建立以契约为纽带的、以亲缘关系为核心的庇护制(Patronage)与扈从制(Retinue)(45)。 有关“变态封建主义”的起源争论不少，但它的勃发无疑是英国社会发展变动的产物。在中世纪后期，因继承、婚姻、买卖等因素的侵蚀，封建骑士领的分割与碎化十分严重，骑士军役的征召日趋困难。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货币在政治、军事领域中的效用日益凸显。地租的折算、官员的报酬乃至爵位的封赐都与货币紧密相连。在此情况下，为了应对这一时期不断的、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国王开始对军役征召方式进行改革，以书面契约的方式，用货币为报酬征召“合同军”(contract army)。这一新的军役征召制在爱德华一世时开始萌发，到了爱德华三世时普遍盛行。大贵族利用这一新的付酬军役制，通过承接国王的征召合同，纷纷合法地组建私家武装，“拥有了由其支配的大量由有经验的士兵组成的团队”(46)。而且，随着“合同军”的盛行，大贵族进而以支付货币以及生活用品为条件，以签订随扈合同(indenture of retinue)的方式，招募包括亲属在内的中小贵族来充当自己的随扈，让他们对其效忠与服务。随扈合同最初的本意，乃是招募军役服务于国王，其中都要明确规定同时要效忠王室。不过，应募者在和平时期，也就成为贵族内府的臣仆承担各种役务，有的甚至领受贵族私权的职位。由此，以大贵族为顶级领主，以主人和随扈之间相互权利、义务的契约为纽带，以货币支付并附加封建私家特权赐予为基础的庇护制与扈从制也就逐渐建构起来。一些地位显赫、富可敌国的大贵族，充分利用这一社会变动态势，滚雪球似地聚集随扈，建构其以私家内府(household)为轴心，以领主会议(seigniorial council)为决策、行政、司法一体化之中枢的私家政府。进而通过这一政府的运作，招募私家武装，称霸一方，干预国家政治，形成王权难以驾驭的区域性大贵族——超级臣属。 借助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政治特权组建常备私家军队，是这一时期超级臣属崛起的基本特征。在中世纪前期，大贵族虽然可以利用其封君的权力召集封臣服兵役，但却有着役期的限制。因此，除了少数武装扈从外，大贵族并无常备的私家军队。但到了中世纪后期，“合同军”的征召和庇护制的形成，促使情况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本来，对王权而言，“合同军”招募，服役者为报酬志愿而来，这避免了以往强制服役所带来的社会抱怨，也使役期不受传统封建习惯的限制，同时还减少了征召军队与支付给养的繁重负担。然而，由此一来，王权也失去了对征召兵役的控制权，大贵族组建私家军队得以合法化。正是基于这一点，有人认为“变态封建主义不过是贵族野心通过私人武装的手段的扩张”(47)。据史家估计，在1313-1314年，地产庞大、政治地位炙手可热的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内府中，作为随扈的骑士与准骑士(esquire)人数有322名，这些人加上随从、马夫等，无疑是一支有规模的武装(48)。在1319年对苏格兰军队占领的伯威克实施包围的军事行动中，兰开斯特伯爵动用的马匹常在1000～1200匹之间。据此可以推测，他动用的私家骑士及其随从、弓箭手、马夫应有1000多名(49)。私家军队也让托马斯花费甚大，每年支付的骑士领费用(Knight fee)达到1500～2000英镑，支付的土地年金(Land grant)也超过了1725英镑(50)。 到了理查德二世统治时，超级臣属组建私家军队更是流行。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经济实力雄厚。其土地年收入达到12000英镑，如果再加上他所享有的在大陆卡斯提尔之督管特权的收益，可以多达20000英镑(51)。政治上，冈特拥有显赫的特权。自1377年开始，由于王权的赐予，该公爵在其领地中拥有任命兰开斯特郡之郡守、治安法官、为议会输送两名郡骑士代表的特权。这些都为其组建私家军队提供了便利。残存下来的冈特的随扈合同显示，其内府中的随扈有1名伯爵、3名男爵、83名骑士、122名准骑士(esquire)，这个数字不及该世纪初兰开斯特伯爵。不过，由于其随扈中有几位属于有地位的贵族，这些人能够容易招募到较多的武装，故而冈特拥有的私家军队数量十分可观。据史家统计，在1373年7月底，冈特指挥一支五六千人的军队向大陆加莱进军，其中有780名骑兵和800名马上弓弩手属于他的私家军队(52)。因此，他在这支队伍中的花费巨大，在1393-1394年的一年中，就花费了3000英镑(53)。 到了15世纪尤其是亨利六世统治后期，由于王权的孱弱，超级臣属的权势迅速发展，约克公爵、沃威克伯爵、白金汉公爵、索尔兹伯里伯爵、诺森伯兰德伯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的大地产“跨州连郡”，收入丰厚，经济实力强大。例如，约克公爵的地产集中在约克郡、东盎格利亚和西部威尔士边区，甚至在爱尔兰也有不少。沃威克伯爵的地产集中在中西部各郡与威尔士边区。诺森伯兰德伯爵亨利·珀西的地产集中在诺森伯兰德、库博兰德(Cumberland)和约克郡。在年毛收入上，约克公爵为7000英镑，沃威克伯爵为5900英镑，白金汉公爵则为6300英镑。这些超级臣属不失时机地利用庇护制积极扩充武装，甚至将扩充的触角延伸到庄园农民。正如史家指出的那样，“主人越强势，以职位的形式适合于随扈的庇护范围就越大，能被召集来组成一支私家军队的大众的农业租户数量就越多”(54)。大贵族的随扈平时在地产中担任管家、百户长、庄园法庭法官，战时则组成武装团队出征，而且常常担任团队头目。大贵族还通过这类人员召集庄园农民参战，对这些参战者临时提供食宿和薪水。由此，大贵族私家军队的作战人数战时往往增加好几倍。这种情况，尤以王国的北部、西部为甚，因为这些地区与苏格兰、威尔士相邻，时常发生战争，大贵族素有组织庄园农民参战的传统，国王为确保这些地区的安宁和大贵族支持，也默认了这一习惯。此外，大贵族在这些地区拥有大量地产，容易招募大量的农民从军。由于平时和战时的武装人员的身份、数量的变动，难以精确地估计这一时期大贵族私家军队的数量，但仍可在当时一些情况中得窥一斑。有人估算，在1415年亨利五世对法国征战的十余万大军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贵族征调的各支私家武装，其人数一般在50～500人之间(55)。亨利六世统治后期，作为王国的显赫大臣，拥有私家军队的大贵族常带领军队出入于重要的政治场合。在1450年5月召开的议会上，有300名武装随扈随德汶伯爵前来出席，而跟随沃威克伯爵到会的武装随扈则多达400人。1456年2月召开议会，因事态严峻，约克公爵和沃威克伯爵分别由身披全副盔甲的300名随扈护送到会。1458年2月的议会，约克公爵率领一支约有140匹马的武装随扈前来参会，这只是其私家军队的部分人马，而索尔兹伯里伯爵的随行队伍则拥有400匹马，包括80名骑士和准骑士。萨默塞特公爵则由拥有800匹马的武装随扈陪同前来(56)。这种现象其实在14世纪就已出现，但到此时则更为流行。 在玫瑰战争期间，在封建效忠原则不断弱化之传导效应的作用下，大贵族更是运用私家军队对王权发起有力挑战。有史家就强调：“随着玫瑰战争的推进，拥有私家军队的贵族对君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57)。其实，这种威胁是公开的与巨大的，而且早在玫瑰战争之前就已经初露端倪。1452年2月27日，欲图谋不轨的约克公爵曾在泰晤士河北岸率军与南岸的王家军队对峙，组建3个战团为单位，并由7艘船提供后勤给养。据估计，双方的军队大约共有两万人，不过由于不少贵族效忠国王，约克公爵的军队数量可能要少些(58)。只因其他大贵族调停，才避免了一场血战。在1460年年底西约克郡威克菲尔德(Wakefield)战役中，约克公爵使用的私家军队达到5000人(59)。 强势卷入国家政治，垄断朝政，则是这一时期王国超级臣属崛起的另一重要原因。在王权软弱的时期，他们不仅垄断议会及其立法，引用“祖宗旧制”“先王成法”与《大宪章》抨击王权之“苛政”，弹劾效忠国王的官员，甚至借助议会平台为其阴谋篡权披上合法外衣。而将权威延伸至议会下议院，力图让下议院成为为其效劳的政治机构，尤其值得注意。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通过干预地方等级代表的选举，将自己的私家臣仆塞进议会下议院，以此既控制地方郡政，又制约下议院活动，收到“一石双鸟”之政治效果。这一情况在14世纪初就开始萌发，在爱德华三世末期越演越烈。在1376年“好议会”中，无所顾忌的下议院发言人彼得·德·拉·马莱(Peter de la Mare)堪称典型。此公在1374年曾为赫里福德郡郡守，兼任边地伯爵埃德蒙·莫尔提默(Edmund Mortimer)的内府管家。正是依仗该伯爵的操控，他才被选为赫里福德郡的骑士代表而进入下议院。理查德二世即位后，摄政的兰开斯特公爵冈特更是公开干预议会地方等级代表的选举。1377年议会召开前，由于冈特的公开搅局，至少有90名骑士经过了两轮选举。这一时期共召开了25次议会，冈特均以王室管家(Steward)身份来主持。在1386-1397年间的历次议会中，属于冈特随扈的下议院议员平均每届有12名，多时达到17名(60)，其中有9名男爵随扈。例如，雷比·德·内尔(Neville de Raby)在1397-1399年间每年从冈特处领取500马克年金，先后7次以雷比男爵的身份出席议会。伯尔顿的理查德·斯洛普(Richard le Scrope of Bolton)在1367-1399年间，每年从冈特处领取的年金为40英镑，以伯尔顿男爵的身份出席了所有25次议会(61)。此外，威尔特郡的托马斯·亨格福德爵士(Sir Thomas Hungerford of Wiltshire)也十分典型。作为冈特内府的随扈，从1372年到1393年，他不仅担任过内府管家、总管，还负责监管冈特在威尔士和南部诸郡的地产，每年获得100马克的酬金。正是在冈特的扶持下，他在1377年进入议会，并当选为议会下议院议长(62)。此后，他多次出席并主持下议院。在冈特的随扈中，还有一名叫约翰·哈康(John Hacon)的人被作为城市市民代表选进议会。此人是一介船长，自1383年开始，被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的市民选上参与了6次议会。而他一直追随冈特，每年领取10英镑年金。这一隋况，在1387-1388年“无情议会”(Merciless Parliament)上也可以看出。其时，5位大贵族组成的上议院上诉人(Lords Appellant)，正是通过他们的被选进下议院的随扈而控制议会程序的，尽管在259名下议院议员中他们才有34人，但这些人善于出头露面，拉帮结派，有相当的知名度。他们分属于沃威克伯爵、格罗彻斯特公爵和德比伯爵(63)。 从15世纪初开始，大贵族通过管家或代理人干预乃至操控地方等级代表选举的现象，更是在德汶、威斯特莫兰德、沃彻斯特、诺森伯兰德伯爵领等诸多地区盛行。为了遏制这一态势，王权通过下议院颁发令状，要求各地要在选举令的回执上注明出席选举场合的大贵族及其随扈名单，并将回执直接送达中书省以备查。对这类回执的最新研究，显示了大贵族及其随扈临场干预选举的严重性。在1377-1422年间的德汶郡，尽管选举看起来与地方乡绅的意愿并不相悖，相关的回执上都有选举经过整个郡法庭的“建议”“同意”之类的套语，但是至少有42名被选上的下议院议员与德汶伯爵的关系密切，而且其中至少有4名是伯爵的亲属(64)。而在沃威克郡、苏福克郡，这类名单虽未见于回执，但大贵族的代表、亲友是作为所谓的证人或竞选者参与的。此外，一些地区的大贵族对郡骑士代表的选举，直接实施权威干预。在威士莫兰德，郡守职位由大领主克里福德(Clifford)世袭，他有权提名自己的随扈为候选人参与选举。在沃彻斯特郡，郡守一职则由沃彻斯特伯爵无条件地领有，其所提名的代理郡守直接操控选举，被选上者大都有该伯爵支助的背景。在1404-1421年间该郡的28名骑士代表中，至少有14名与该伯爵关系密切(65)。亨利五世即位之初，被任命为财政署国库长的阿伦德尔伯爵托马斯·菲兹·阿兰(Richard Fitz Alan)，在此时的第一届议会中至少有其11名随扈充任下议院议员。事实上，直到1415年去世前，他的随扈几乎垄断了施罗普郡所有下议院代表的席位(66)。有史家通过对中世纪时期3173名下议院议员生平的分析，发现其中占14％、约456名属于贵族的追随者。而在这些人中，有125名与议会贵族关系甚密，14名则是议会贵族之子(67)。这一比例虽然不高，但这些大贵族的随扈进入下议院后，常常与其作为上议院议会贵族的主子密切勾连，相互呼应，影响议会的讨论与决策。其中的一些人还借助于主人的权势被选为下议院议长。例如，威廉·伯利(William Burley)在1428年2月首次被选任此职的两年前，就一直为格罗彻斯特公爵效劳，被公爵私家任命为其在柴郡和北威尔士的司法代表。1437年后，伯利又转而投靠约克公爵，作为其领主会议成员而每年领取20马克的年金(68)。威廉·奥德霍尔(William Oldhall)，本是约克公爵内府的财政主官与公爵领主会议的要员，1450年9月参与公爵对王室的谋反活动，是约克派的骨干之一。是年11月，在公爵的扶持下，奥德霍尔被作为赫特福德郡的骑士代表选进议会，进而当选为下议院议长。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下议院立马改变以往支持王权的立场，对王党产生敌意，转而对约克公爵示好(69)。对议会地方等级代表以及对下议院议长选举的干预、操控，让诸多与超级臣属有着千丝万缕之主从关系的私家随扈进入议会，使得下议院中的这类议员在某些时段和场合与其上议院的议会贵族主子互为唱和，谋取私利，限制王权，此即史家形象比喻的那样，“狮子和狼能实现相当和谐程度的共同行动”(70)。更为严重的是，这类互为串通、步调一致的政治行动，甚至进一步激发超级臣属借助议会这个平台实现篡夺王位的勃勃野心。 诸多的事实表明，在中世纪后期的英国，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议会君主制之政治基础的世俗贵族，较之此前既有更为森严的层级划分，也更为常态化地卷入王国政治。而其中的大贵族尤其是超级臣属，对这一时期英国政治的历史走向，更是产生深刻重大的影响。由于与王权有着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贵族阶层当然是国王的天然联盟。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个阶层与王权也存在着封建权益的固有的争夺，这种争夺更因超级臣属的崛起而趋于激烈，这一时期出现大贵族在议会中时常与国王缠斗乃至超级臣属武力篡夺王位的现象堪可为证，以至于有史家认定，“君权与贵族的冲突，构成了中世纪后期英国政治史上唯一的主题”(71)。由是观之，如何将贵族阶层的政治活动与议会制度的属性、运作作一有机联系的、整合式的研究，应该引起国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古罗马文明的发展与传播
- 下一篇：李新伟: 除了中国，玛雅文明的传说中也有月神和玉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