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详载“天下之大利害”
《长编》之史料价值,久为学界所公认。而作为一名怀有强烈忧患意识和经世情怀的史家,李焘在记载北宋历史时,并非平均用力,平铺直叙,而是有明显的着力点,即如上文所言,重点关注诸如“大征伐”、“大废置”等“关天下之大利害者”,这既是全书在内容上的显著特色,也是最能体现李焘著史旨趣和历史思想之处。
北宋立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危机重重,而最为突出的问题莫过于边事、吏治、河患三事,而此三者均为李焘在书中重点关注和着力记载的内容。
其一,关于边事。北宋一朝,始终面临来自西夏、辽、金等边境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强敌环伺之下,北宋君臣一直视边患为首要大事,而众臣围绕“战”与“和”所展开的争论,亦从未歇止。由于《长编》中徽宗、钦宗两朝卷帙已散佚,李焘对宋、金关系之记载及看法亦无由得知,然有关宋、夏及宋、辽关系之记载,却得以完整保留下来。李焘不仅备载战事经过及议和过程,而且尤其重视通过辑录时人奏疏的方式,烘托和指陈历史时势,寄寓个人的历史思想。如仁宗庆历四年五月,宋、夏双方议和之际,书载韩琦、范仲淹于崇政殿奏对元昊请和事:
今元昊虽暂求通顺,后如物力稍宽,则又有长驱深入、并吞关辅之心。……和与不和,俱为大患。然则为今之谋者,莫若择帅练兵,日计用武之策,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彼知我有谋有备,不敢轻举,而盟约可固;如不我知,轻负盟约,我则乘彼之骄,可困可击,未必能为中国之害。……元昊外倚北敌,屡乘战胜,而乃辄求通顺,实图休息,所获者大利,所屈者虚称,然犹干请多端,奸谋未测。国家以生灵为念,不可不纳。……元昊未叛时,受朝廷恩信甚厚,尚或时扰边境,今累次大举,曾无沮败,乃遽请和,实畜阴计,非屈伏之志也。今若以权宜许之,更当严作守备。(29)
此次奏论不仅有力地烘托出议和关键时刻的紧张形势,而且集中体现出以韩、范等人为代表的庆历革新派在宋、夏关系问题上的重要见解,奏对中对西夏佯为请和,实图休息之策的指陈,可谓切中肯綮,“所获者大利,所屈者虚称”一句,尤能凸显出有识之士对此次战争失利的深刻总结,而他们所提出的“择帅练兵,日计用武,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之策,以及“密为经略、再议兵屯、专于选将、急于教战、训练义勇、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项举措,是思虑周密的两全之计,李焘不惜笔墨,予以详载,体现出他对这一边事策略的高度重视与认可。
另如真宗景德元年之宋、辽交战,也是全书在记述边事问题上的重要篇章。李焘除全面交代战事经过及双方胜负外,对于关乎战局态势走向的关键战役、关键人物,更是以详实的篇幅予以凸显,显示出深邃的历史眼光。
景德元年十一月,临清失陷,澶州三面被围,形势岌岌可危,宋军意外击杀辽军主将萧挞览,不仅力挫辽军锐气,亦使萧太后进一步坚定了议和之心。对于这场扭转战争局势、促成宋辽合议的关键战役,书中记曰:“契丹既陷德清,是日,率众抵澶州北,直犯大阵,围合三面,轻骑由西北隅突进。李继隆等整军成列以御之,分伏劲弩,控扼要害。其统军顺国王挞览,有机勇,所将皆精锐,方为先锋,异其旗帜,躬出督战。威虎军头张瑰守床子弩,弩潜发,挞览中额陨,其徒数十百辈竞前舆曳至寨,是夜,挞览死。敌大挫衄,退却不敢动,但时遣轻骑來觇王师。”(30)篇幅虽短,却将战势的陡然扭转,宋军的顽强抗敌,辽军突失主帅后的惊慌失措,如实而生动地展现出来,堪称全书在叙述战争场面上颇为精彩的一例。
对于澶渊之盟的历史影响和寇准的历史地位问题,李焘颇为关注,在详细记载盟约达成过程及寇准言行的同时,又于注文中相继附载陈莹中、范仲淹等人的看法,指出:“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为南北矣。然寇莱公岂为孤注之计哉!……寇准之功不在于主亲征之说,而在于当时画策欲百年无事之计。向使其言获用,不惟无庆历之侮,亦无靖康之祸矣。我宋之安,景德之役也。靖康之役,亦景德之役误之也。”“寇莱公澶州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动如山,天下谓之大忠。”(31)在集中肯定寇准为国远虑之忠义气节的同时,亦饱含着对靖康亡国之痛及北宋“守内虚外”之策的深沉省思。
从宋、夏合议到澶渊之盟,从庆历之侮到靖康之祸,对于困扰北宋的边患问题,李焘备极关注,而他在处理边疆民族关系上的态度,从书中所收录的众多时人奏言中可见一斑,尤其是仁宗庆历四年八月,他引范仲淹语曰:“臣窃观史籍,见前代帝王与戎狄结和通好,礼意甚重,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盖惧边事不息,困耗生民,用兵久之,必生他变,而为社稷之忧。……退移兵马,减省粮草,苏我生民,勤我稼穡,选将练士,使国富民强,以待四夷之变。此帝王有道之术,社稷无穷之福也。如欲与敌人理曲直、决胜负,以耗兆民,以危天下,语之则易,行之实难。”(32)综观全书,李焘对范仲淹之立身行事颇为欣赏,范氏这段评论宋、夏关系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李焘民族思想的集中体现,概而言之,就是既要重视边防,不盲目妥协,又不滥施兵革,不劳民以烦。而这一看法与司马迁所推崇“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33)的策略,杜佑所倡导“来则御之,去则备之”(34)的方针,前后相承,代表了古代进步史家在处理边疆民族问题上的冷静思考和理性认识。
其二,关于吏治。唐代韩琬有言:“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称其人,须人不虚位。”(35)吏治问题是关乎王朝盛衰的大事。北宋官僚队伍极为庞大,庸滥之官充斥其中,如同蠹虫一样腐蚀国家肌体,虽然有识之士积极谏言救弊,庆历新政、熙宁变法亦均将整饬吏治、裁撤冗员视为头等大事,然积重难返,终未解决。对此,李焘极为关注,不仅详载各时期官吏之迁升黜置情况,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节录大臣奏论,相继表达出他对整顿吏治之重要性、具体措施及失败原因的看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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