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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黄宗羲之前，已有名为“学案”的学术史著作，明人刘元卿曾著《诸儒学案》，但不过仅用“学案”一词而已，其书宗旨体例仍不脱朱熹“渊源录”之窠臼。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已与之有了质的区别，尽管该书尚未完全摆脱门户之见的影响，对王学稍有偏袒，但它仍以突出的学术成就而成为我国明清时期最杰出的学术史著作。《明儒学案》及后来与全祖望等人合著的《宋元学案》的问世，在我国学术发展史上树起一块新的里程碑。梁启超在谈到清初学术史研究时说：“清初，孙夏峰著《理学宗传》，复指导其门人魏莲陆著《北学编》，汤荆岘著《洛学编》，学史规模渐具。及黄梨洲《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出，始有真正之学史，盖读之而明学全部得一缩影焉。”（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5，第296页。）又说：“黄宗羲始著《明儒学案》，为学史之祖。其《宋元学案》，则其子百家与全祖望先后续成，皆清代史学之光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40页。）钱穆亦称：“其《明儒学案》，为学术史不磨之创作。”（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32页。）这些评价，并非虚语，大体符合历史实际。当然，也有人不完全赞成梁启超的说法，认为在黄氏《明儒学案》以前中国就有学术史著作。刘声木说：“近代康有为、梁启超均谓泰西以学为史，无代篾有，而我国之以学为史，则始于黄梨洲，云云。声木谨案：我国以学为史者，始于南宋，实代有其人，代有其书。朱子撰《伊洛渊源录》十四卷，记周子以下及程子交游门弟子言行。明冯从吾撰《元儒考略》四卷，叙述元代诸儒学派，各为小传。刘元卿汇集宋元明廿七家，为《诸儒学家》八卷。三书皆叙述诸儒学派，虽无学术史之名，实即泰西所谓学史，且远在黄梨洲宗羲之前。”（注：刘声木：《学史不始于黄宗羲》，《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03页。）现在看来，梁启超高度评价黄宗羲《明儒学案》的观点基本不错，但称其为“学史之祖”则不符合历史实际，而刘声木的说法则更有几分道理。
    综上所述，清顺康时期理学士人进行的学术反思是深刻的和带有普遍性的。在不长的时间里，问世的反思学术、总结学术的学术史著作多达26种，参与写作的士人几乎遍及大江南北的各个学术群体。就各种学术史著作的内容来看，既有从长时段总结学术思想的贯通性著作，也有着眼于反省一两个朝代学术兴衰的断代性书籍，而专论明代学术得失的史著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它们是：《明儒学案》（黄宗羲）、《明儒通考》（汪佑）、《明儒林录》（张恒）、《广理学备考》（范镐鼎）、《洛闽源流录》（张夏）等，共5部，约占全部数量的五分之一。其余贯通性的学史著作大多都涉及到明代学术。关注近时历史是当时学术反思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因为明王朝覆亡的教训对人们的冲击确实刻骨铭心，学者们都有太多的话语要吐露，也能从中看出士人们所具有的“以史论事”、“经世济民”的精神。许多学术史著带有鲜明的个性，敢于公开揭出自己的旗帜，提出自己关于对儒学道统的理解，或者尊朱抑王，或者调和程朱陆王，各呈己见，异说并存。但总的趋向是：王学及其末流受到日渐增多的抨击，其阵地和影响力在逐渐缩小；长期受到王学排斥的程朱之学因受官方支持，以及部分程朱派学人的鼓荡而逐渐抬头，出现了复兴的趋势。梁启超在谈到清代思想学术发展大势时说：“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6页。）他所说的“第一步”“复古解放”，指的就是清顺康时期出现的尊朱抑王的学术趋向。
    清顺康时期学术反思的一个积极成果，乃为涌现出以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学术史著作。它们以新的面貌和体例，对宋元明学术作了精辟的总结，取得重要学术成就，突破了旧的学史研究模式，创立了新的学术史撰写体裁--学案体，从而把我国学术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