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有人把不按照主要是西方所经历的“五种社会形态”的次序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做法，视作不能容忍的离经叛道的行为，沈长云认为首先要尊重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要把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亦即中国的国情放在重要地位[45]。李伯重指出，以往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都必然遵循一条共同的道路。资本主义是这条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个阶段，所以中国也必然要经历它。既然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如西方帝国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舶来品，当然就必须有自己的根，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然而，中国近代的经历已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的必经阶段。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学西方，追西方，竭力想把中国引上西方式的近代发展道路，但资本主义却一直未能在中国土地上蔚成气候；而自1949年以后，中国更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如果我们尊重事实，不把资本主义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自然也就不必到历史中去苦苦地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了[46]。
“应该承认，长期以来，我们在学术研究方面因意识形态化所带来的损失是很大的。 过去的政治挂帅、阶级斗争工具论、以论带史以及硬性作出唯物、唯心两条路线斗争等 ，种种流弊，至今也并未完全消除。”[47]令人欣慰的是，尊重马克思、恩格斯论断的 本义，立足中国生动具体的历史和国情，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独立思考，进行实事求 是的科学研究，是中国大陆史学界在历经诸多坎坷挫折后，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终于探 索到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它为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必不可少的扎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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