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代中期才变得明显起来的第二种趋势要有希望得多--即寻找新的方法，号 召独创的研究法。一些学者和不少科学集体的创造性努力，在与外国主导学派开展有成 效的对话和交流的基础上，为俄国史学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对根本革新方法论的必要 性的认识既反映在许多学术会议和新的专门的定期出版物（《奥德修斯》、《突发事件 》、《与时代对话》等丛刊）的组织上，又反映在讨论历史认识理论问题的众多著作的 出版上，尤其重要的是，反映在采取了措施把新方法引进教学课程和大纲上的行动。“ 方法论多元化”的方针已导致新方法牢固地巩固了自己在俄国历史学家创作中的地位， 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形成新的学派。
首先，对历史中的人的问题的兴趣极大地增长。这反映在历史人类学的兴起。虽然在 我国的历史学中，历史人类学方法有很长的传统（Б。А。罗曼诺夫的《古代罗斯的人与风俗》[最早出版于1947年]，А。Я。古列维奇的已成为经典的《中世纪文化的概念》、《中世纪民间文化问题》和发表在1970-1990年代的其他著作），但这个流派的发展基本上是与俄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在А。Я。古列维奇领导下的历史人类学研讨班的活动联在一起的，是与1989年开始出版的《奥德修斯。历史中的人》年刊相关的。在进一步推动新的研究方法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的是1994年在同一研究所内创建并持续活动的由Ю。Л。别斯梅尔特内领导的私人生活史研讨班和小组以及1997年开始出版的《突发事件。历史中的个别的和独一的》年刊。这一流派的出现引起了各种不同专业的历史学家的广泛兴趣。对微观分析中关键的理论-方法论问题的创造性的讨论、许多集体研究项目（“家庭圈子里的人”、“情感世界中的人”等等）的完成、这个小组的历史学家（小组后来更名为私人生活和日常生活史研究中心）出版的研究著作把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在当代的方法论争论中，历史中的微观方法和宏观方法的相互关系和可能的综合问题 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学家在寻觅：历史的微观方法和宏观方法”--1998年10月在 俄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举行的研讨会的题目就是这样的。这次研讨会的结果对新的 研究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这里，应该详细地讲一讲始于2000年而至 今仍在继续的上述中心的一个集体项目：“20世纪初以前西欧与俄国的社会-文化理想 和日常生活：规范的和独特的”。这个项目的主要点是：研究西欧国家和俄国的社会- 文化理想与个体的人对这些理想的个人解释之间的冲突和对比在冲突中形成的人的日常 生活行为的战略中的普遍的与独特的东西。作者们力图摆脱那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群众 文化准绳的强制力量的方法上。这种方法不注重在变动的生活环境内个人行为战略，把 个人比作社会机器中的听话的、无力做出自己选择的螺丝钉。与此相反，这个项目运用 的方法是不仅对已有的理想的力量，而且对不同社会属性的具体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对这 些理想的积极解释的作用进行平行的分析。项目的作者们就两个方面进行了比较：一方 面是对这些理想的规范的解释；另一方面是个别的（甚至是独有的）解释。在比较的同时 ，作者们对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人的日常行为进行了研究，说明个人影响历史进程的可能 性，其中包括促使历史产生可供选择的另一种方案的出现。作者们在比较西欧和俄国文 化实践的同时，提供了个人的日常选择的不同方案方面的和个人促进历史进程的潜力方 面的“发人深思的信息”。
由此可见，这一研究一方面详细地分析了存在于西方和俄国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理 想的内容；研究了这些理想在日常生活状况中的作用，包括那些被接受的理想远未全部 实现，甚至根本不是全部实现的状况；分析了在支持社会中传统理想的不同类型的威信 中的权力结构（政治的，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的）和心态的规范的作用。另一方面则考 察了这样的情况，即不同社会属性的个人是如何解释在不同生活状况中的这些理想的， 如何与传统发生冲突，如何提出新的生活准绳的。
显而易见，保存下来的史料，特别是关于远古的史料，并不包含有关于不同时代、不 同社会属性的人们在选择自己的决定时所遵循的动机的直接资料。因此--必须应用各 种各样的迂回的分析途径。要研究某个文本作者对自己的见解和行为的公开的或隐蔽的 反应；要分析一个人对他的行为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评估，尤其是当这些评估成为他的亲 人或者反对者的审视对象的时候；要研究所研究的史料作者（或者史料的主人公）与外人 （以及与任何别人）的关系，以便弄清他希望什么，或者相反，害怕什么。还要研究关于 生活中最希望什么（“幸福”包含什么）的说法和关于最可怕的和最不希望的是什么（“ 不幸”）的说法；要比较周围的人关于某个具体的人的褒扬的话，或者相反，谴责的话 ；要探明那些有教益的著作的作者们褒扬人们，或者相反，谴责人们的原因；要弄清不 同等级的统治者对他们的亲信和下属的不同行为的立场，等等。要用类似的方式对“正 确地”或“不正确地”执行礼仪或礼节、法律程序或仪式的记载加以运用。在所有这些 情况下和许多其他的情况下，分析的出发点应是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的俄国符号学派关 于生活行为是一种符号体系（通过这个体系可以研究被接受的理想和偏离的行为）的论点 。根据这种方法，任何一种人的行为都表现为这个体系的一个因素和这个社会成员的内 部世界的一种潜在的反映。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不论是伟大的作品，还是普通的作品 ，包括未公布的档案文本，都是同等的资料。
2000年，这个研究集体通过探讨在不同社会里和不同社会环境（既包括普遍接受的概念 ，又包括个人的、偏离的说法）里对幸福和不幸福的感受这个角度来集中研究项目中的 问题。重点特别放在弄清楚在幸福和不幸福这些概念没有被文字化的社会里与这些概念 相关的概念上。他们根据从古代到20世纪初的西欧与俄国的资料编撰了系列的具体著作 ，涉及的问题有：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不同历史阶段是如何理解“幸福”和“不幸福” 的；这些概念在理论层面上的思考程度如何；这些概念所指的明显的或隐含的意义是什 么；不同的人们是如何把这些概念与生活中的首选和情感上的偏好相联系的；在有关的 范围里，规范性的概念和不同社会群体对它们的个人解释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在 西欧与俄国，在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时，什么是共同的，什么是特殊的。上述相应的研究 成果都已收入《突发事件--2001年》发表了，而作者们还在继续研究人的内部世界的 特殊性（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中的个人的个性类型、心理结构特点、沟通措施、典范 的作用以及许多其他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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