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过去的活动形成的社会结构（物质结构和精神结构），在每一种新的情势中表现为事 件进展的条件，是个人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预见到的或未预见到的，协调的、不协调 的或对立的个人行为的条件。这些个人可以是个人，可以是社会主体，可以是团体，也 可以是人群。至于整个国家规模的政治事件，那么它们在历史的前台演出，是人的动机 、本能、容易的和艰难的决定、意志力量、实现的希望和被欺骗的愿望这座冰山的一角 。民族的历史剧在自己的范围里纳入了上百个各自具有情节的行省的和地方的历史剧， 并把来自它们的紧张情节推到顶点。
在对历史情势的连续分析中，可以考察事件发展的不同的剧本。这些剧本都指向这样 的情况，即假如在给定的条件下，剧本的主人公已被接受，而可能选择的决定也已实现 。正是在这个剧本的人物生平中，在他们的生活历史中，编织了这种戏剧性的场面。换 言之，这里说的是把个人生平作为历史过程的特殊测度来进行研究的研究目标：正是他 的主观的/个人的方面。这个方面可以在依靠个人的偏离和创新来增加继承下来的集体 经验的基础上反映活动主体本身的发展。这完全不妨害，相反可以帮助理解系统-结构 研究和社会文化的研究的意义，帮助理解完整的历史画面中所有三种配景的互补性。
不论是“个人的”方法，还是微观史取向的其他方法，它们的不容争辩的优点在于： 它们是在实验的小平台上“工作”的。这个小平台可以最大程度地用于解决当代史学发 展向历史学家提出的那些复杂的理论问题。更甚于此，经常会出现必须回答下述关键问 题的要求：决定的选择是由什么制约的、限制的、指导的；它的内部动机和论据有哪些 ；群众性的准则与个人的现实行动的相互关系如何；它们之间的分歧是如何被了解的； 外部的因素和内部的动力是如何的强大和坚固--历史学家就这样会从微观分析的舒适 的小窠里被强有力地“推出来”，被推到由宏观史学统治的研究空间中去。
微观史学的特点不在于它研究对象的规模上（虽然存在这样的一些说法），也不在于对 细枝末节的详细观察。同一个对象，也一样可以同时成为宏观史学和微观史学的研究对 象。问题在另外的方面，在于用怎样的视角来看待这个对象，在于观察者的立场，而立 场的选择取决于他的理论纲领和所用的展示历史过程的模式。换言之，这个特点在于研 究思想的运动方向：它是不是从现在走向过去，并企图用回溯的方式考察现在的形成， 也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形成；或者是把注意力放在过去本身，把它看作正 处在某个形成阶段。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运动是朝向未来的（从过去向现在），而研究 者寻找的问题答案是：在历史选择的一连串情势中隐藏着哪些潜在的可能性；在这一过 程中为什么实现的正是这些可能性，而不是另一些，又是怎样实现的；个人的主观的概 念、思维、能力、意向是如何在自由的空间里活动的，而这个空间则受到由过去的文化 实践创立的客观的集体结构的制约。用第一种方法进行俯瞰，我们可以获得过去的现实 在发展轨道上的某种一种量度的投影，因而，只能看到已经完成的历史的唯一的实现形 式；用第二种方法--我们力图考察已经消失的过去本身及其“开放的”、不是命定的 未来，这种未来自身携有不同的发展方案（选择性）--但却与潜在的可能性直接对立， --这意味着可以看到历史的最大可能的多样性和完整性。
上述“分析视角的转变”极大地加强了认识潜力，深化了研究内容。因为，过去是把 个人对社会团体的从属性看作是某种客观现实，并把主体间的关系看作是先验地确定了 的；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学家要研究这些相互关系本身正是如何产生出共同利益和 联盟的，换言之，建立社会团体的。这种“视角转变”在政治史、经济史、心智史中也 产生了类似的效应，并由此形成了这样的流派，在其中偶然性、突发事件成了研究的优 先考虑的对象，但研究者从这种独一的场合中力图看到某种普遍的东西：注意隐蔽的过 程和趋势，从而丰富关于过去的已有的概念。历史学家在分析具体的突发事件时要回答 的问题有如下这些：过去的人是如何作出自己的选择的；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有哪些指导 性的动机；他的意向是如何实现的，还有--这点特别有趣--这时他表现自己个性的 能力有多大，而他的个人“印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留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
不言而喻，方法的试用并不是目的本身，它的意义在于帮助研究者接近他所提出的问 题的解决。历史学家所遇到的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是，如何把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具 体的与抽象的相互关系、部分的与整体的相互关系概念化，而又不至于看不到个别性， 终究要做到“见木又见林”，即在认识普遍性时不丢弃其组成部分的独有性质--要有 柏拉图的辩证法精神。
对上述一切只需补充一句：正是微观方法与宏观方法的逻辑的“多向性”和互补性使 得它们的组合的可能性非常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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