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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史学专业学会的兴起与运作(6)

继北平“中国史学会”之后,宁、沪地区的学术界也在南方发出了类似的倡议。1933年11月11日,吴敬恒、蔡元培、李煜瀛、柳诒徵、雷海宗、何炳松、张其昀等21位学者,联名在《申报》登载了一则《发起中国历史学会启事》,称我国历史悠久,载籍丰富,晚近以来,中外史料复各有新的拓展:
    缘是所谓史学者,其积也日深,其涵也亦日以广。欲抽其绪而理其棼,诚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为功矣。今世治史之士,望古遥集,术有专攻,或以通今著,或以竺古闻,或潜心于考订,或致力于采掘,或则长记注,或则擅撰述,分道扬镖,各程其效。同人等窃以为百川分流,同归于海,分以极其深,尤必合以成其大。用是不揣祷昧,爰有中国历史学会之发起。颇冀以琢雕磋切之功,收镕铸钧陶之效。(注:《申报》1933年11月11日第4版。)
    这则启事的发表,再度引起了学术界对此事的关注,《浙江图书馆月刊》等还为此作了专题报道,虽然它仍未能导致学会的建立,但至少表明,尽快建立起全国性的历史学会,已成为当时学术界的共同宿愿。
    除了国内学术界的各种努力之外,30年代中国史学会的酝酿筹建工作,还直接得到了来自国际历史学会的鼓励和促进。1936年底,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哈罗·田波烈(Harold W.V.Temperley)由沪江大学教授会常务委员康选宜陪同,赴北平作学术讲演,并就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之事与国内学者进行了接触。12月1日,顾颉刚和陶希圣等代表中国方面与之在北京饭店作了商议。会谈主要议题为中国入会问题,入会后中国政府之援助与中国的财政负担、中国历史学者即时开展工作之条项等。当时确定,中国申请加入国际史学会,“进行方式有三种:一、由中国政府请求;二、由一代表中国的研究院请求;三、由一代表全国的历史学者委员会请求。入会问题在一九三八年八月苏黎支(Zurich)举行四十二国大会决定。田波烈教授返欧后,该学会行政部将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巴黎开会。在开会期前,极愿得知中国之意向。田教授负责写成正式函件致顾教授,促请中国历史学者对此事之注意。彼亦表示将往南京谒见外交部长、教育部长及中英庚款委员会主席”。次日,田波烈又正式致函顾颉刚,指出“中国本国历史和教育的发展,若不发生更多国际的关系,不会完善。并且在中国以外的学术界中,也总不会被人认识--除非立即采取目前的步骤。贵国的加入,对贵国本身和敝会都具有最崇高的历史意义”。为便于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他建议“先要组成一个中国历史学协会”,并希望顾颉刚能积极承担起这项联络组织工作。为响应国际史学会的建议,经各方商定,决定由顾颉刚及北大历史系主任姚从吾、清华历史系主任刘崇鋐在北平,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南京,康选宜在上海,分头联络发起组织中国史学会,“务期从速成立,并希望出席一九三八年在瑞士举行之国际历史学会大会”。(注:《史学界消息·中国历史学会积极组织》,《史学消息》1卷3期,1936年12月25日。另请参见《图书展望》2卷2期报道《康选宜发起组织中国历史学会》(1936年12月10日)及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2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这一消息发布后,史学界颇感振奋,直到1937年4月,《图书展望》犹有报道称:“我国史学专家顾颉刚、郑振铎暨罗家伦等,循世界著名史学专家田波烈氏之请,筹组中华史学会,作为中国研究历史之最高研究团体,迭经各方之交换意见,认为此事确属重要,即积极着手进行,闻将于最近期内成立,总会设北平,上海及南京、广州等处设分会。”(注:《中华史学会将成立》,见《图书展望》2卷6期,1937年4月10日。)可惜,抗战的爆发,使这项工作不得不中道而辍。(注:据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1940年顾颉刚曾“与蒙文通、萧一山、吕思勉、黄文弼、金毓黻(静庵)等74名史学界同人发起创办《史学季刊》,倡议成立中国史学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9页),此举似有重续前缘的用意。)1938年8月的苏黎世国际历史学大会,中国虽被正式接纳为会员,但全国性史学会仍未成立,加之处于战争状态,以致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仅胡适一人。当时正以北大文学院长名义在美国开展外交活动的胡适,是以普鲁士科学院通讯研究员的身份被邀参加的,他在会上宣读了题为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for Chinese History(《新发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材料》)的论文。由于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出席国际历史学大会,故颇受欧美汉学界人士的关注。(注:关于胡适出席苏黎世国际历史学大会的情况,详可见曹伯言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1938年8月24日至9月的日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在民间社团和学术界不断发出呼吁的同时,国民政府对全国史学会的筹建也给予了一定关注。1941年7月,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召集第二次全体会议,议决以到会全体委员名义发起组织中国史学会,同时“广征各学校及各研究机关之史学界人士共同发起”,计划一年以后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在该委员会《三十一年度工作检讨》中,又对此事的进展作了通报:“本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关于‘由会补助设立中国史学会’一案议决由出席委员共同发起,须本会作为通讯处并由会酌助经费,一年以来已征得专家一百一十六人之同意,地点遍及后方各省,拟另案呈请准予定期开成立会开始工作。此会之成立会拟与本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同时举行。此会应有充分基金以办一永久性国际性之刊物。”(注:《史地教育委员会三年来工作总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卷宗号5-467。)1943年3月24日下午三时,学术界企盼已久的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终于在重庆中央图书馆召开,到会者几百余人,推徐炳昶、傅斯年、顾颉刚、陈衡哲等9人为主席团,由顾颉刚任总主席。通过会章,选举陈寅恪、徐炳昶、傅斯年、顾颉刚、朱希祖、沈刚伯、柳诒徵、缪凤林等21人为理事,吴稚晖、张继、方觉慧、邹鲁等7人为监事,并于28日起举办学术讲演周,由傅斯年、雷海宗、郑天挺、陈安仁等主讲。(注:此据中央图书馆所办《图书月刊》3卷1期报道,1943年。)按照会章,学会计划在各省市及大学建立分会,其基本任务为沟通国内外史学研究、整理史料、出版史学书刊及协助会员从事专门研究等。在26日举行的理监事会上,还通过了由史学会审查标点二十四史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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