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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史学专业学会的兴起与运作(8)

不过,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中国史学会,学术上却无明显作为。究其原因,当与官方推动此事的初衷有关。亲历此会的顾颉刚后来在日记中便发出这样的感慨:
    此次中国史学会之召集出于教育部,电滇黔粤各校教授前来,花费殆十余万。说教部提倡学术,殆无此事。有谓延安正在鼓吹史学,故办此以作抵制,不知可信否?予与今教长(指陈立夫)恶感已深,本不想参加,又恐其作强烈之打击而勉强出席。然开会结果,予得票最多,频作主席,揭诸报纸,外人不详其实,遂以为我所倡办矣。使教部肯出钱、许作事,则我担负其责固无不可,若只为挂牌子计,并不想作事,更不许我作事,则我代人受过亦何必。(注:转引自王煦华《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史学会》,《历史文献》第4辑,第221页。)
    从官方的立场看,出钱推动这样一个全国性学会的成立,实现对学术界控制的目的自然要较发展学术本身重要得多。这一点,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事实上,对官方操纵此事表示不满的,在当时远不止顾颉刚一人。差不多两年后,这一后遗症依然存在。1945年初顾颉刚从成都致陈训慈的信中即提及这样一件事;“此间史学界同人于元旦举行团拜,并商组织史学分会事,已议决推选蒙文通、束天民(即束世澂--引者注)、李思纯、郑德坤等几君为筹备委员。在筹备期间,不免花钱,以是甚望总会方面能筹拨若干(迳寄四川大学束天民、李思纯两先生),俾得推进其事。前年总会成立时,未邀请成都人士,至今此间人犹耿耿于心,元旦开会时,竟有某君提出不承认总会之说,所幸在场诸人深明大义,未经附和。今若口惠而实不至,则裂痕益深,非史学前途之福也。”(注:顾颉刚:《致陈叔亮(训慈)》。此函原件为陈训慈先生藏,信末未署年代,仅书“一月十日”,从内容分析,当作于1945年初,时顾氏方任课于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秋季至1945年春季),陈氏则居重庆,并任史学会常务理事。)显然,这种全国史学总会和地方分会之间的裂痕是很难弥补的,因为它的背后实隐伏着当局意图和民间学人意识间的深刻分歧。
    三、学会的运作及其学科建设意义
    现代中国的各种史学会,就其组织形式而言,大体可分三类:一为杂志报社型,这类学会往往圈子很小,成员不多,且无正式会章,其主要工作几乎皆围绕着杂志或会刊的编辑工作展开,如中国史地学会、南京中国史学会、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和济南历史学会等皆属之。二为松散型,此类学会的规模也许不小,但会员无正规入会手续,既不选举或组织专门的学会机构,也不定期召集会员会议,食货学会便是一例。三为规范型,其组织程序与活动皆能按照现代学术社团的基本规范行事。应当说,当时出现的高校史学会和其他史学专业学会,大多属此类。本文对其运作机制的考察,即以此等规范型学会为主。
    (一)学会的人员组成和机构设置。
    鉴于社会上从事或关注史学研究的人不多,大部分史学会为保持一定的人员规模,对会员接纳标准都较宽松。如1929年初朱希祖等发起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就因“社会上专门研究史学者,视他种学术更鲜,故该会对于会员之资格,取宽大主义,从事提倡,以为真正史学会之先导”。(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公报》1929年1月15日。)在高校内,除史地专业的师生外,外系师生只要本人有兴趣,一般也接纳,即使是已毕业高校,并与学会中断联系的会员,有的学会也愿保留其会员资格。当然,也有少数学会的会员接纳标准比较严格,如1943年重庆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因作为有官方背景的全国史学总会,规格较高,其会章规定会员分甲乙两种,甲种会员须大学讲师和研究院所助理员以上,或有史学专著之人方有资格;乙种会员须具有专业背景之大学生、研究生、专科学校史学助教及中学任历史教员五年以上者方符要求。(注:《中国史学会章程草案》,见王煦华《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史学会》一文附录,《历史文献》第四辑。)也有的学会,入会资格虽不严,但对入会后未能履行会员义务者,却有随时除名的规定。如考古学社每年在会刊上公布的“社员名录”及“续录”,对不能按时交纳会费者,即“通知退出”。(注:《本社启事》,《考古社刊》第2期,1935年6月。)不过,大多数史学会似乎没有这样严格。
    史学会的组织机构,除分研究、出版(或编辑)、讲演、文书、总务等股各司其职外,有的还根据实际需要,设有一些特别委员会以展开工作,如吴越史地研究会为加强对江浙一带古物、古迹的查访,就专门建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此事。(注:《吴越史地研究会昨成立》,见《申报》1936年8月31日。)学会的日常事务,由每年(或半年)一度的会员大会选出的理事会主持。有的学会因人员分散全国各地,年会期间许多人往往无法到会,为充分征集会员公意,还采取了通讯投票的方式。如考古学社1936年度的执行委员会换届选举,即将印有新一届执委会候选人名单的选票事先分寄会员投票,至期集中统计公布,从十位候选人中选出五位正式成员和三位候补人员。(注:《考古社刊》第5期“社讯六”和“社讯七”,1936年12月。)这种方法,不仅较好体现了现代学术社团组织程序的民主性,也增强了学会对各地会员的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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