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有清一代，汉、宋之争一直没有停歇。但从总体上看，清代毕竟是汉学占学术上风的时代，宋学对史学的影响，在清代是以一种萎缩了的方式存在着的。尤其是以“天理”谈历史盛衰，以《春秋》褒贬笔法著史，以正统论解释王朝更迭等史学观念，在清代官修史书及正统史学中有所表现，但在汉学及汉宋合流思潮的巨大压力下，影响不大，不是清代史学思想的主流。可以这样讲，宋明时期那种占主导地位的讲褒贬、重史法的理学化史学，在清代已走上绝路。清代史学思想的主流是在汉学影响下形成的，具有与宋明理学化史学风格迥异的风貌。因此，我们有必要重点考察一下汉学对史学的影响。
其一，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自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进行批评，提倡健实学风以后，乾嘉汉学，由此推衍，进一步批评宋儒“舍故训而凭胸臆”。他们指出，宋儒释经，连经书中的文字句读、名物典制都没有搞清楚，甚至连经书的真伪都没有考察，就猜度臆说，以言心言性之空言而取代圣经之本意，空发议论而于世无补，学风虚浮而没有根柢，所谓“自晋代尚空谈，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6]（P393），“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6]（P430）。于是人们纷纷舍义理而沉迷于名物训诂，主张以考文知音之功夫治经，以治经之功夫明道，“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7]（P505），要下一番切实的考证功夫，将字、词、句的本意搞清楚，才有可能正确理解经义。汉学这种反对空发义理、重视文字名物之训诂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史学上反对任情褒贬、驰骋议论、主张考证求实思想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在思维模式上是一样的，遵循的是相同的法则。对此，王鸣盛的一段话颇有说服力：“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8]（自序）义理不可凭虚而得，必须经考据实证而得，影响到史学，那就是注重考典制事迹之实，反对未考史实便议论褒贬。在此之下，清代史家对受理学影响的宋明史学注重发挥义理而不甚关注史实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褒贬议论是“颠倒是非，颇亦荧听”，并反其道而行之，张扬重考证、轻议论的史学观念，“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月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8]（自序）这样的治史观念在乾嘉时期被学界认可，史家治史不轻发宏论，而醉心于古史之考订辨证，在考史的基础上论史，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学风敦实。
其二，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考据作为一种治史的基本方法，并非始自清代，但很明显的是，清代考史方法的缜密完备和丰富多彩，却非仅仅依靠史学方法自身的积累，它主要渊源于汉学治经的方法。清初，经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提倡和实践，考证方法日趋完备，在此基础上，人们开始将治经的一套方法扩展到各个学科领域，史学便是重要阵地。乾嘉学者，多数兼通经史，以治经方法治史，事属必然。张之洞曾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9]（P344）点出了清代史家取得成绩的途径和方法。经学家治经着重文字训诂，提倡以小学为工具，进行校勘，以究典制名物。从小学入手以治经，是清代汉学的首要法门，这种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的方法运用到史学上，就是究版本、校文字、阐释字句、洞察事迹，考证天文、地理、职官、名物等问题，在专门和精深上做文章，形成了一套可以操作的、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勘、辨伪等众多学科的庞大的方法体系，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他们运用这些方法，考证文献，克服了以往史家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
另外，汉学研究中常用的通例归纳法也被运用到史学研究上。清人治经，特别认识到读书必明其例的重要性，将其视为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读古人书，必先寻其义例，乃能辨其句读，非可妄议。”[6]（P179）戴震、卢文弨、段玉裁、凌廷堪、王念孙、王引之等人都注重以通例归纳治经。这种方法波及史学，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均不同程度地在治史过程中运用义例归纳法考史论史，取得了显著成就。
其三，在历史编纂学上，清代史家反对《春秋》笔法，反对以正统论著史，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春秋》笔法是对传统史学影响很深的一种观念。宋代理学家对《春秋》研究、解说，形成《春秋》学。这种研究又渗透到史学中，在治史中形成了重《春秋》褒贬，重正统论，重《春秋》义例的现象[10]（P15-23）。清代汉学家一反宋儒重心性义理、好阐发议论的作风，变而为重文字训诂、好考证求实、张扬“实事求是”的学术个性。在史学上，则是轻史义，重史实，反对只重褒贬大义，而于史实却不甚理会的作史态度，尤其反对在历史编纂上搞《春秋》笔法。钱大昕通过归纳、剖析《春秋》义例，指出《春秋》从不在文字上搞褒贬，而是“直书其事，使之善恶无隐而已”[6]（P18）。他批评欧阳修编纂《新唐书》、朱熹编纂《紫阳纲目》使用《春秋》笔法的做法，认为二人之书既掩盖了历史的真实，又褒贬不当，给读史者造成极大困难，提出“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掩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11]（P350）。与钱大昕一样，王鸣盛也反对治史模仿《春秋》笔法，认为“《春秋》书法，去圣久远，难以揣测，学者但当阙疑，不必强解，唯考其事实可耳。……究之是非，千载炳著，原无须书生笔底予夺，若因弄笔，反令事实不明，岂不两失之”[8]（卷七一）。他同样批评《新唐书》和《通鉴纲目》意主褒贬的著史宗旨，认为记载事实乃史之天职，妄加予夺，实不可取。《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欧阳修以《春秋》笔法著史，于“事实不甚经意”，“传闻多谬”[12]（P411）。总之，以《春秋》褒贬大义治史的观念受到了批判。宋人由重义理而重《春秋》笔法，清人由重考实而反对《春秋》笔法，反映了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转变。
与《春秋》笔法相联系的是正统观念。宋人著史重正统、闰位之辨，清人这一观念比较淡漠。尽管在清代史学史上，由于宋学的不绝如缕，正统观念也时隐时显，但总的趋向是受到批评。清初，王夫之即对正统论作了反思，认为以正统解说历史，真伪混淆，无法自圆其说，故而他评论历史，“不言正统”[13]（P1106）。乾嘉时期，钱大昕更对朱熹在《通鉴纲目》中虚引中宗年号以记载武氏事迹，以明正统归李唐的写史方法表示不满，指出“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6]（P21）。这些，都可以看出汉学求实精神的渗透。
其四，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很少使用“天理”、“心性”这些宋儒惯常使用的概念，他们多数已不再执著“天理”这种封建纲常名分的标准评价历史事物，议论历史人物的功过，讨论历史的盛衰，而是冲破先验的“理”来评说历史。如王鸣盛对王伾、王叔文“永贞革新”的评价，赵翼对武则天的评论等，都能冲破成规，得出新颖的结论。在思考历史盛衰变动时，乾嘉学者在哲理上发明不多。赵翼用“地气说”解释历史兴盛衰亡的变动，认为政治兴衰是因“地气”转移，这样的解释带有神秘的色彩，但又是一种宏观的历史运动观。崔述对社会历史的变化也有自己的看法，且能贯通古今思考问题，以“势”解释历史变动。这些都是乾嘉时期较有价值的思想。但总起来看，由于受汉学名物训诂、重文献考实之风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家在历史哲学上没有大的建树，论史而蔽于理。倒是受公羊今文学影响的一批人，在历史哲学上有一套宏通的系统看法。
综上可见，清代汉学对史学的影响是明显的。从积极的一面看，它影响到治史态度、研究方法以及历史编纂等史学客观性这一层面，培养了中国史学的求实精神和理性精神，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考证辨析史料的方法，扭转了长期以来史学著作资料选择的主观性和论点的直觉性。从消极的一面讲，由于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从而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无法对历史进程、历史运动这一历史客观性问题做出系统解释。他们缺乏自己的哲学体系，对历史的盛衰运动、历史运动的支配力量等历史哲学问题思考甚少。又由于汉学崇古，有愈往前古，愈得其真的儒学求本化思想，“博古”现象严重。我们不能说乾嘉学者都博古而不通今，但史学上的“博古”影响到他们上下贯穿的通识眼光也是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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