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上，远近各国来华的使节，数目之众，何止万千！他们踏着沙漠的驼铃或山间马帮的响铃声，沿着丝绸之路的干道、支道，甚至毛细小道，或者踏着海上的风涛扬帆而行，航过海角天涯，尝尽千辛万苦，来到心中憧憬已久的目的地--中国。
这些来华使节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在本国的身份、地位如何？他们来华肩负着何种使命？他们在华期间所受的待遇如何？在古代中外交流史上，他们有着怎样的贡献？
本文想就这些问题，作一番考量。
（一）
从动态上考察古代的来华使节，可以大致看到这样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即：从汉代到清代大约两千年期间，各国来华使节的疏密情况，与中华帝国的盛衰状况，中华帝国对外经略的重心，以及遣使来华各国的社会发展需求，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都在致力营造一种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格局：华夷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各国来华使节可说是两千年一以贯之，几乎陈陈相因、代代相承。但这一以贯之绝非静态僵直，而是充满着活力跳动和变数。
汉承秦祚，经略了一个前后延续四百载的两汉帝国。
大汉帝国对外经略的重心，放在西方。由于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的威压，使汉朝希望联络西方的西域诸国，与之结好，在战略上“断匈奴右臂”。加之，西域诸邦国亦常不堪匈奴的欺凌，也有意结好汉帝国，因此在张骞凿空之后，随着双边关系的发展，西方高鼻深目的使节们便一批一批地出现在汉家宫廷的殿堂中。应该说明的是，狭义的西域，涵盖着今日中国境内新疆地区。那里的一些邦国，在汉代开始内附，终于在历史长河中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这样，人们可以看到，在西汉武帝时期和东汉班超父子经略西域前后，也就是两汉帝国繁荣、强盛的时期，远至中亚、西亚诸邦国的遣使来华也呈现了某种密集状态。例如，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动大宛之战。此役之胜，震动西域，“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1]（大宛列传，卷一二三，P3178）。当时的安息，“其属大小数百域，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汉使至安息，受到隆重接待，“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犁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扞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1]（大宛列传，卷一二三，P3173）。到了东汉前期章、和二帝时，正值班超在西域恩威并重，声望甚隆，故而安息仍两次遣使来华。
不过，当汉帝国之国势衰微时，就是另一种情景了。例如，西汉晚期，活跃于吉尔吉斯高原的康居国，以汉遥远，又不复强盛，就不重视汉使，竟将大汉使节安排在乌孙使节之下。罽宾国王则更加傲慢，“数剽杀汉使”，以后时来时绝，汉帝国亦对之无可奈何。位于南亚大陆的天竺国，在东汉强盛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2]（西域传，卷八八，P2922）
大汉帝国的对外经略是全面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除了派张骞通西域外，还在海上对外进行开拓。《汉书·地理志》那段著名的记载，说明汉朝海上对外触角已经远及南亚的黄支国。而这一路上所经过的国家，如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以及最远的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都派遣使节访华。
东汉时期，从海路而来的外国使节更是不断。公元84年，日南缴外蛮究不是人邑豪献生犀、白雉。这个究不是小小邑邦，有人考作柬埔寨的原始小邦。到了公元二世纪中叶，东南亚叶调（应为爪哇古国，也有考作扶南国（注：参见程爱勤：《叶调国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国王，在131年（顺帝永建六年）“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2]（南蛮传·序，卷八六，P2937）值得注意的是，叶调国这次派来中国的使节，名子叫作师会。汉帝还给他封赠，“以师会为汉归义，叶调邑君”。（注：《后汉书·本纪》注引《东观记》。）这位师会，大约是见于中国史籍上的第一位留下姓名的外国使臣。除了叶调国以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位于缅甸的古国掸国。该国在公元97年、120年和131年多次遣使来华。其中公元120年（永宁九年）那次，“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这位幻人即魔术师“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来华使团里，竟也有一位来自罗马帝国的魔术师。甚至南亚的天竺，当“西域反畔”，不能从陆上丝绸古道前来长安，仍然另辟蹊径，居然在公元二世纪中叶经海上“频从日南徼外来献。”[2]（西域传，卷八八，P2922）
在东北亚方面，日本列岛的倭人群邦，也在汉代来华交往：“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3]（地理志下，卷二八下，P1658）。“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2]（东夷传·倭传，卷八五，P2820）到了东汉光武帝时，倭奴国又正式“奉贡朝贺”。公元107年（安帝永初元年），更有“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2]（东夷传·倭传，卷八五，P2821）（注：日本古版《后汉书》，作“倭面土国王帅升”。）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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