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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来华使节考论(6)

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列岛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于公元238年遣使赴魏朝贡,获封“亲魏倭王”;此后十年,又四次遣使来华;魏王朝亦三次遣使赴其国。其中,有一个背景,即邪马台女王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争霸战。魏遣张政为特使,前往调停。印度尼西亚的诃罗陀国王坚恺遣使朝贡,诉说该国“今转衰弱,邻国竟侵,伏愿圣王,远垂复护”;[6](夷蛮传·诃罗陁国传,卷九七,P2380)可见,还在这些国家初建邦国之时,就有了要中国调停、保护的需求。
    大唐帝国威名远布,远至中亚、西亚诸国都受到了强烈的影响与吸引,纷纷前来朝贡。正当华夷秩序不断扩展之际,阿拉伯帝国异军突起,也自西向东实行扩张。此时,西域诸国纷纷向唐帝国呼救。康国在永徽年间(650-655年)就向唐朝“频遣使,告为大食所攻,兼征赋税[10](康国传,卷九九,P1774)”;康国、安国、俱密等国于开元七年遣使来唐,诉“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乞大唐“处分大食”,救其“苦难”;开元十五年,吐火罗遣使求救:“奴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国土必遭破败”;[11](外臣部·请求,卷九九九,P11723)遣使前来求救的还有远在南亚的国家。“开元时,中天竺遣使者三至,……乞讨大食”[9](西域传上·天竺传,卷二二一上,P6239)。萨珊波斯国被阿拉伯人攻破后,其末代君王之子卑路斯逃亡在外,“龙朔年间,奏言频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7](西戎传·波斯传,卷一九八,P5312)与此同时,东方的朝鲜半岛正值三国鼎立时期,新罗、百济、高句骊都纷纷派使节结好唐帝国,同时向唐廷状告他国“侵暴”、“攻掠”行为。
    东南亚诸国矛盾,冲突时时发生。它们也经常遣使赴中国申诉。此类情况,以明朝最多。首先,大明帝国在东南亚地区最亲密的国家满剌加,就多次遣使“诉暹罗见侵状”,“暹罗谋侵本国”;又同苏门答腊一道诉暹罗国强发兵,夺天朝所赐印诰;印度支那半岛上也不安静,安南与占城两国交兵,占城使入京告急;占城也侵真腊,连远在南亚的榜葛拉同邻国沼纳朴儿发生冲突,也要遣使来华告状:“沼纳朴儿……侵榜葛拉,赛弗丁告于朝”[5](宦官列传一·郑和列传附侯显列传,卷三○四,P7769)。
    在经济方面,各国来华朝贡,一个经常的,带有根本性的动机或目的,就是进行经济交流、商品交易。宋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早就尖锐指出:“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此评虽然过激,但对于那些文明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还是颇有见地的。早在南北朝时期,诃罗单国遣使来华,其所呈国书(“表”)就明白表示,“伏愿圣王,远垂复护,并市易往返,不为禁闭”,清代缅甸国王孟云遣使来华,表面理由是贺乾隆皇帝“八旬万寿”,十分冠冕堂皇,但同时有一个重要目的,“又请开关禁以通商旅”(注:此据《清史稿》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事。转引自哈威:《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57版,页368-369,注二○二。)。
    有时,使节们还会提出一些特殊的要求,希望在一般商品交易之外,从中国获得一些额外的或特别的物品。例如,柯罗单国王毗沙跋摩派遣使节毗纫等来华,就“伏愿大家听毗纫买诸铠仗,袍袄及马”[6](夷蛮传·柯罗单国传,卷九七,P2382);唐朝时,陀洹国在贞观年间“遣使献白鹦鹉及婆律膏,仍请马及铜炉”[7](南蛮西南蛮传·陀洹传,卷一九七,P5272)。从这条资料可以看出,马匹与铜炉两种物品,乃是该国的一再需求,以至要指名申请。宋代三佛齐的使节群陀毕罗,要求更多,“乞买金带、白金器物及僧紫衣、师号、牒”[4](外国传五·三佛齐,卷四八九,P14090),等等。
    有趣的是,使节们之间还彼此攀比。如宋代占城与蒲端两国都遣使来华朝贡。占城国王获得宋廷马匹、旗帜、兵器等赏赐后,“邻国闻之,知臣荷大国之宠,而各惧天威,不敢谋害”,因而更加请求“军容器仗耀武之物,伏愿重加赐赍”。蒲端国使节见了,好生欣羡,说:“伏见诏旨给赐占城使鞍马、大神旗各二,乞如恩例”[4](外国传五·占城传,P14084),也希望照样获得一份。
    偶然地,各国使节来华也曾负有军事方面的使命,要求中国出兵,甚至表示要求出兵援助中国。当然,此类使命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政治使命。例如,唐代中亚、西亚诸国在遭遇到阿拉伯帝国入侵、征服时,请求大唐帝国出兵救助。“讨大食”,即属此类。中亚的何国,在永徽年间就曾派使者赴唐廷进国书,表示“闻唐出师西讨,愿输粮于军”。又如,当大明帝国出兵朝鲜,与朝鲜共同抗击丰臣秀吉入侵的前夕,“暹罗贡使于万历二十一年,请于兵部,愿效勤王。”(注:《明神宗实录》卷二五六,万历二十一年正月辛酉条。)
    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之外,来华使节的文化使命,尤其值得注意。
    东汉时期,明帝“遣使天竺,问佛道法。”汉使归来时,携回两位印度学者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明帝为建洛阳白马寺,以讲求、传布佛法。这两位高僧,称得上是来华最早的民间文化大使了。此后,外国使者来华带有某种佛教色彩使命者,可以说屡见不鲜。南朝时,马来半岛的盘盘国“累遣使贡牙象及塔,并献沉檀香等香数十种”,“复使送菩提国真舍利及画塔,并献菩提树叶、詹糖等香”。[12](海南诸国传·盘盘国传,卷五四,P793)唐朝时,南天竺建造佛寺,遣使请求唐明皇赐寺名,“敕以归化为名赐之”[7](西戎传·天竺二,卷一九八,P5309)。要求中国皇帝题名寺额的还有三佛齐国。宋朝皇帝“嘉其意,诏以“承天万寿”为寺额,并铸钟以赐”[4](外国传五·三佛齐传,卷四八九,P14089)。蒲甘国使者俄托乘摩诃菩抵达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后,向宋朝进赠的贡品中,有“金银书《金刚经》三卷,金书《大威德经》三卷。”(注:转引自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版,页19,转据《永昌府文征》。)
    东南亚古国缅甸,遣使中华则以其音乐见长,早在汉代,掸国使节来华“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到了唐朝,骠国使节王子舒难陀“重译来朝,又献其国乐凡十曲,与乐工三十五人俱。乐曲皆演释氏经论词意。”[7](南蛮西南蛮传·骠国传,卷一九七,P5286)这应是来华的早期佛教音乐了。
    至于东北亚的日本和朝鲜,他们派遣来华的使节,都负有汲取中华先进文明的重要使命,就无须赘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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