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在清代学术发展中的作用
在清代，汉学、宋学固然对史学产生较大影响，但史学绝非完全被动受制于学术潮流。由于传统史学本身在自己的发展演化中形成了一整套的思想和原则，因此，在清代学术发展中，史学中的思想原则对汉学、宋学乃至今文经学等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扭转学风偏向的作用。
其一，清代学者在治学上打通经史之间的间隔，从经史结合的角度思考问题，一方面使当时兴盛一时的汉学对史学起作用，另一方面史学对汉学也同样有影响。汉学所研究的许多东西，与上古史密不可分，汉学家为了解决经书中的典制名物问题，常常要借助史学，史学为汉学研究提供背景知识和印证材料。再加上汉学本身特重史实，不虚言说经，许多汉学家治经实际上也是考史。如三礼方面的考证，像江永的《仪礼释例》、张惠言的《仪礼图》、戴震的《考工记图》、沈彤的《周官禄田考》、程瑶田的《通艺录》等，都从不同方面对古代礼仪进行考证，广泛引证史实以助经说。宋儒那里，史学思想是理学家构建理论体系必不可少的“半壁江山”，天理体现在纲常礼制上，离开历史，无法证明这一点。在清儒这里，史学又是汉学考据的重要方面，离开了历史事件、人物、典制等历史说明，经学考证只能是个空壳。
其二，从尊经重史到“六经皆史”，史学地位不断提升，并逐渐成为学术的中心。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面对剧烈的历史变动和理学末流回天乏术的状况，开始由虚返实，高扬经世致用的大旗，重振思想雄风。在这一过程中，进步学者受明亡的巨大刺激，进一步认识到史学研究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所以，在顾、黄等人的思想体系中，尊经重史就成了无法分割的一个问题。他们所做的，实际上就是以史学济理学、心学之穷。他们在建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时，把史学放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上。在他们看来，没有历史经验的总结，任何有关国家治理的思想，最终都会走入理论的困境。乾嘉时期，“六经皆史”的理论得到发展，乾嘉汉学家的经史考证，则在将经典还原为历史文献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书和史书一样，在他们手里都变成了必须“考信”的内容，经书所蕴含的史料价值，所具有的解经方法，在清儒的考证之下，都转化为史学的内容。经与史之间不可逾越的畛域，在经史考证之下已不复存在。“六经皆史”的命题中所包含的六经是史料的含义，被时人接受。于是，经学开始史学化，并不断被人们当作寻常的历史材料来运用。正如美国汉学家艾尔曼所指出的，当时“儒家经典受到全面的怀疑，并经由史学化，变成了寻常的史学研究对象和材料。这是知识阶层思想变化最显著的标志”[14]（P1）。
其三，有清一代，传统史学思想所固有的经世观念、信史原则、直书精神等思想内涵对汉学、宋学、今文经学等各种学术思潮的弊端起着针砭纠偏的作用。宋学的空谈性理与史学求真相矛盾，汉学的考证求实与历史哲学的思辨相凿枘，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与秉笔直书也不尽一致。这样，有着深厚思想积淀的史学便自觉不自觉地在清代学术思潮的演变中发挥作用，用通古今、察盛衰、求史实、研治乱等史学眼光看待一切，把史学的精神渗透到各家经说之中，将理学的蔽真、汉学的蔽理、今文理学的蔽实等弊端扭转过来，将所有学说都与对历史盛衰兴亡的思考结合起来，并向近代学术发展。再加上嘉道以降，“天下多事”，任何学说，也只有在其能“经世”的层面才能兴盛，其纯粹学理的一面，都处在不同程度的衰落之中。这种经世风气的高涨，也很容易把各种思潮导向史学一途，士人要走“经世致用”之路，自然便会避汉学之琐屑、舍宋学之空谈、戒今文经学之虚妄，从而转向可以“资治”的史学。周予同先生曾说，从经史关系的历史发展来看，“史由附于经，而次于经，而等于经”，最后到“经附于史”[15]（P695），反映的正是中国学术思潮的实际。而史学等于经学，并进而发展到经学附于史学，正是在有清一代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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