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资料看，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中迄今尚未发现墓葬遗存。据专家研究，旧石器时代有食人之风，北京猿人遗址所发现的头盖骨，据说都是食人之风的遗存。考古发现只是在新、旧石器时代之际才见到将人埋葬的遗存。距今两万多年的山顶洞人遗址的下室，发现有三具完整的人头骨和部分骨架化石，人骨周围散布有赤铁矿粉末，并有装饰品。可以推测这时候已经有了掩埋尸体的习俗。考古发现所见的最早的墓葬遗址见于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遗址，遗址西半部是氏族墓地，墓葬分布密集，均为南北向、长方土坑竖穴墓，大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裴李岗文化距今大约八千年，从食人到掩埋遗体再到墓葬，这不仅是埋葬习俗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伦理念的萌生和发展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孟子有一段精辟的议论：
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蔂梩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注：《孟子·滕文公上》。）
这是由精神思维的变化而产生礼制的一个典型说明。朱熹指出；“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视也。视，正视也。不能不视，而又不忍正视，哀痛迫切，不能为心之甚也。非为人泚，言非为他人见之而然也。所谓一本者，于此见之，尤为亲切。盖惟至亲故如此，在他人，则虽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蔂，土笼也。梩，土轝也。于是归而掩覆其亲之尸，此葬埋之礼所由起也。”（注：朱熹：《孟子集注》卷五。）见到父母遗体破残，自己心中很不好受，痛心疾首得额头流汗，所以才“掩覆其亲之尸”，才出现了葬埋之礼。所以说，葬礼的出现是精神使然。这种精神在上古时代保存很久，直到春秋时期，孔子还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注：《礼记·檀弓》（上）。）儒家的“小康”之论，研究者多耳熟能详，我们今天研讨文明时代起源时期的人伦之光，仍然要提到《礼记·礼运》篇：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里所讲的“小康”时代，已经是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发展而臻至成熟的文明社会，其中的人伦关系（主要指父子、兄弟、夫妇、君臣）已经有了明确准则（“礼义以为纪”）。可以说，人的理性思维发展到人伦之光普照大地的时候，文明时代就已经完全形成了。
总之，在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之际，人类精神的变革，首先表现在人的概念的形成，“人”自己超出了自然界，不再与自然混为一谈。其次，人伦关系出现，人可以把周围的人进行分类，出现了亲属关系的辈分与社会关系的名分。如果我们一定要寻找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作为文明时代降临的界标的话，那么，颛顼时候的“绝地天通”，可为其选矣。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梳理早期人类思维方式演进的过程，以丰富的考古材料进行深入考察，指出精神意识的进步对于中华文明形成的意义，这些都应当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这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为考古工作者开辟出新的领域，拓展了研究范围，另一方面又为多数的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参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工作的平台。考古工作者面对这个领域，当会慨叹这是多么广阔的一片原野呀！历史学的研究者也会惊奇，原来历史学还可以这样与考古学密切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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