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前，我国的史 学界不可能对历史本身进行唯物史观的分析，也缺乏明显的、系统的唯心史观的理论体 系。但在唯心主义思想支配下的各种历史观点，是存在的。在观察历史问题时的唯物主 义因素，也是存在的。”[1]白先生的论断，对我们发掘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理论遗产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的民族，历代史家和 思想家在考察历史和评论史学的实践中得出了深刻的思想认识，总结出内涵丰富的社会 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学自身发展的理论与方法论。在这些史家中，清代乾嘉时期的章学诚 具有代表性。章学诚对历史与史学的认识以及对史学批评方法的认识，包含着鲜明的朴 素历史主义思想。楬橥章学诚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有助于对其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方法论作出深入研究、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
（一）历史认识中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1.关于社会历史进步的思想。中国古代史家和思想家对历史发展变化的认识，起始甚 早。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把这个问题作为学术争鸣的主要问题之一。自西汉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形成以后，历代史家自觉探究历史演变的形式及其法 则，形成延绵不绝的史学传统。在中国古代史家对历史的认识中，尽管出现过历史倒退 观念、历史不变观念、历史循环观念等各种错误认识，然而最有理论价值的则是历史进 步观念。章学诚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理论遗产，在关于社会历史演变的认识上表现出明 确的历史进步观念。
第一，章学诚客观地考察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认为人类社会的形成和演变有一个自然 发展过程，初步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形式及其演变法则。
章学诚论述人类社会的形成，明确指出：“人生有道，人不自知……道者非圣人智力 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2]认为人类社会的产生并不是某些圣人偶然 设想出来的，而是按照自身的法则发展变化，是人类生活的需要，揭示出人类社会的产 生具有历史必然性。章学诚进而探讨人类社会演变的法则，认为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乃 是历史的自然发展。他说：“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 [3]说明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发展变化，而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也在不断积累和进步。他 对此具体论证说：“周公集羲、轩、尧、舜以来之大成，周公固学于历圣而集之；无历 圣之道法，则固无以成其周公也。”[4]阐明了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有一个不断 积累与完善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章学诚提出的“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 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的观点，以前的史家还很少有人能够上升到这样高度的认识。 其理论意义在于揭示出这样一条历史法则：社会制度的发展演变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人类不能违背其自然法则行事；后世社会的人们不能单纯效法前人的成规，而应当效 法前代社会“道之渐形而渐著”，即效法前人适应历史发展法则而行事的经验，促进社 会文明程度不断进步和完善，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既然社会政治制度的产生 与发展，有其自然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圣人的主观创制，那么如何解释周公创制推动社 会进步这种偶然现象呢？章学诚认为，“创制显庸之圣，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 所独也”，这是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同时又认识到“周公固天纵生知之圣矣，此非周公 智力所能也，时会使然也”，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两者相互关系在于，偶然性建筑 在必然性基础之上，因而“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 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必然性则寓于偶然性之中，所以“自古圣人皆学于众人 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阅于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5]。章学诚这 种认识已经触及历史发展偶然性与必然性相互关系的理论，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观念中占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二，章学诚继承和发展了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和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等人重“势” 的历史观念，更加强调“时势”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深入探讨历史发展的动因 。
章学诚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看作是一个自然运动过程，突出强调了“时势”推动社 会历史发展的作用。他批评那些盲目颂扬周公制礼作乐的学者，论证人类社会发展乃“ 时势”相激的自然运动。章学诚指出：“周公何能作也？鉴于夏、殷，而折衷于时之所 宜，盖有不得不然者也。夏、殷之鉴唐、虞，唐、虞之鉴羲、农、黄帝，亦若是也，亦 各有其不得不然者也。故曰：道之大源出于天也。”[6]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是一个自然的演变过程，并不是后人本质上比前人圣明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趋势造成 的。即使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只能顺应历史发展，而不能以主观意志创造历史。他说 ：“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气数之出于天者也。周公集治统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 极，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圣人异于前人，此道法之出于天者也。”[7]章学诚认识 到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是由“事理”决定的，并不是出于圣人的主观意志。古代杰出人 物创法立制，促进了社会的文明程度，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这并非他们主观上想刻意 超过前人，建功立业；而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促使他们必须这样做，是顺应历史的结果。 章学诚特别指出上古圣人并非故意求异于人：“天下有公是，成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 也，圣人莫能异也。”[8]古代圣贤从事的发明创造，不论是科技成果，还是社会制度 、礼仪风俗，都是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产物。既然如此，那么杰出人物的行事也只能顺 应客观历史形势。任何社会的杰出人物都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 势，而必须审时度势，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活动。章学诚从这种观念出发，评论孔 子的历史作用说：“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创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见《周易》之于道法 ，美善无可复加，惧其久而失传，故作《彖》、《象》、《文言》诸传，以申其义蕴。 所谓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势固有所不可也。”[9]说明孔子的事业既适应时代 的要求，又受到时代的制约。这种认识是对英雄史观的有力批判，表现出破除迷信盲从 ，实事求是的态度。章学诚自觉地从“理”和“势”两方面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及其 演变法则，形成了朴素的历史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2.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思想。乾嘉时期的史家中不少人有佞古积癖，在治学过 程中逐渐形成矜炫“博古”而昧于“知时”的流弊。章学诚从理论上总结了“博古”与 “知时”的辩证关系，在关于古今历史相互区别与联系的论述中包含着深刻的朴素历史 主义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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