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史的史料学，我也发表过文章，如《关于建设中国社会史料学的思考》。我的意思是对史料的重新认识，有新的门类和新的发现，我和一些西方学者一样，把原来不成其为史料的文书、视觉材料看成为史料了。这有一个概念上变化，就是用社会史的新概念去搜集、解释材料。我们研究政治史、经济史，容易知道到哪里去寻觅材料，因为我们有政治史、经济史的明确概念，知道哪一类的书籍里可能有相关内容的资料。社会史史料到哪儿找？道理是一样的，应有社会史的概念，明确这是研究何种事情的学问，就可以考虑哪一方面的历史文献可能会有这方面的资料，当然，由于社会史是较新的学问，研究者还不太熟悉，寻找起来还不会顺手，不过已经有了查询的方向，事情就相对好办了。同时社会史的研究领域日益拓宽，新概念、新方向、新领域不断地产生，于是就有了探索其史料的新方向。要之，社会史研究的开展，以及关于它的新概念、新方向、新领域的提出，无不给社会史史料打开新的领域、方向。比如研究社会下层的概念被提出来了，方志、族谱、家训、笔记、一般士人撰著的文集，便会成为我们查找民众社会生活史的资料对象，从中可能发现民众的社会组织、群体生活、社交关系、家庭家族生活、节日生活、宗教信仰、神鬼信仰、秘密结社、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经济状况、官民关系等方面的素材。又如妇女史、性别史研究方向的出现，各种类型的列女传记、笔记中关于女性的载笔，均被开辟为社会史的史料。身体史研究的提出，医药类的专书、民间验方、记录医疗实践的经验，被从社会史的角度加以解读，成为社会医疗史的宝贵材料。因而可以说，社会史研究赋予历史文献新的生命，而新概念、新方向、新领域是打开社会史史料宝藏的钥匙。有了这种认识，从社会史的视角出发，一些被排除的、不在视野范围的图籍、文书就被纳入到社会史史料当中，一些非传统的史书、零散的资料被加以利用，而原有的史料也可能被研究者进行新的挖掘与诠释。
问：关于社会史研究在我国的开展情况，是不是就谈到这里，现在您能不能就社会史研究的价值，对历史学的意义谈谈您的见解？
答：社会史研究在我国学术界的再度兴起，我想有不可忽视的巨大意义。首先，它向史学界、向史学研究提出一个新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论，一个包括社会各阶层历史的整体史的思考，一个不断扩充研究领域，一个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学术观念，推向史学界，从而有益于史学观念的更新，推动史学研究的向前发展；其次它赋予史学以新的生命，进一步改变历史是上层社会历史的观念和研究状况，让历史成为全人类的社会历史，不仅是政治生活史，还是社会生活史；不仅是社会精英的思想史，还是民众意识史，这样令历史学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赋予新的生命意义；复次，使史学从影射史学的阴影中走出来，而富有生机；再一点，社会史成为史学与其他人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联系桥梁，使史学长盛不衰，这样的事情可能刚刚开始，至少我们有这样的愿望吧！
问：您在史学理论方面也投入了许多精力，也极具前瞻性的特点，能否结合您一直关注的历史观问题，具体归纳一下您在史学理论和史学观方面的思考？
关于史观的问题，我考虑，讲史观有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认识历史学，一是关于历史学的基本理论。我对历史学的看法，史学就是讲故事，是陈述之学，这是史学的本色。社会科学也好，人文学也好，每一门学问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历史学要保持自己的特色。这种看法，我已发表《说“故事”的历史学和历史知识的大众文化化》一文，在此就不多说了。有的学人担忧，史学会被别的领域分割了，造成历史学危机，历史学难以存在。在我看来，这不是问题，你只要保持你的本色，就会有你的立足之处，你就和别的学科不一样，比如文学是形象思维，得益于想像，我们不能按形象思维，否则就成编造历史了。我们也不能像哲学的抽象思维，讲一些哲理。要保持我们的本色，陈述历史，寓论于史，夹叙夹议，同样令人有道理的领悟，这样还是有立足之地。历史也不怕被别的学科分割，相反来说，历史是别的学科的基础。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史，天文有天文学史，数学有数学史，中医学有医学史，都有历史寻根的问题，它还要到历史学这里获得历史背景知识。我们只能说，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数学史、天文学史等等可以告诉我们当时学科发展的水平，但我们给它的是历史背景知识，所以说还是如何结合得好的问题，倒不怕别人分割，你只要保持自己的本色就可以了。
关于史学理论，我还是强调实证与理论的结合，实证史学一定要上升到理论，不能满足于一般性的陈述。关于史学研究的理论，现在来讲，我比较强调等级论和结构论，因为我们做古代史，等级能够更多地说明历史问题，有些问题用其他理论解释不清的，可能用等级理论一解释就清晰了。等级的形成既是制度所规定的，又是习俗，所以它才会深入到社会多个层面，各个层级，生活的各个领域。不同的人、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这是法律规定的，是不可逾越的，而这个规定，包括到你的生活方式--不同等级的官，穿衣、发型、住房，都是法律规定的。当然如果只是法律规定的，它不可能深入到各个阶层去，规定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法律的规定不会那么面面俱到，所以又要由习俗形成。用等级观念思考和解释历史现象可能会解释的多一些，所以我强调等级观念。关于结构论，借鉴于社会学的理论。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结构理论是社会学研究最大的一个成果，社会结构是由一些要素来形成的社会关系，而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不是永恒的，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结构的模式，那是静态的，实际上，它总是在冲突变动当中，应当从动态的角度去考察它。因此，动态的观念，是我们做历史的人必须具有的一种认识，历史本身是变动的，是发展变化的，用模式找出几个形态来进行研究，是必要的，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但还是静态性的研究。我们更要看到它的变化，那我们就要做动态的研究。
在史观上，还有历史前进的动力和方式问题，当然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比较少了。那时候讲阶级斗争，历史是阶级斗争按照劳动人民的愿望发展的，不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方向发展的。其实，这解释不通的，为什么发展来发展去还是剥削制度呢？我觉得好多问题还需要我们思考，比如农民战争这些问题究竟是破坏呀，阻力呀，还是促进历史发展，现在都不讨论了，我也没有更多思考，但是我思索了渐进和激进、渐变和骤变的问题，二者都可能促进历史前进。不应忽视渐进，渐进不是破坏一种制度，而是一些局部范围的改革，缓慢、缓和的改革，也可以是大范围的，但采取缓和的方式；而激进呢，是破坏，然后来建设。渐进可能不会破坏更多人的利益，而使人民得到新的利益，激进是破坏一部分人的利益，使一部分人得益，但如果历史要发展，你总是破坏一些人的利益，这样好不好，值得思考。我认为渐进派并不是反动，他们是希望历史向前走，所以从这一点上肯定他们。
在史学观方面，还可以说到关于历史著作的问题。一部历史著作成功不成功的检验就是时间，你的书出来后可能反响很大，不一定说明你是成功的，可能反对你的很多，也不一定说你就失败，最后的结果要用时间来证明，这个我写过一篇文章《重要的是时间的检验》（收入肖黎主编《我的史学观》一书，1997年），就是说过了若干年之后，再来看你的观点对不对，文章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值得他人借鉴的地方，或者你的研究可以成为后人再研究的参考。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看到，有的名人作品要出集子，没人给他出，这是不是就叫时代的检验，时代把他给淘汰了，他的东西今天没人看了，除了注疏一些政策和空洞的理论，没有别的什么价值。但若是实证的东西，只要你写得好，恐怕哪个时代都不会被淘汰。因此我在做学问上把它当作一种要求，就是一定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冯尔康，1934年出生于江苏仪征，在北京读中学，1955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做助教，次年转修研究生课程。曾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史研究会会长。现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史料学的教学和研究，特别是清史、中国家族通史的研讨。主要著作有《雍正传》、《清史史料学》、《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古人生活剪影》、《中国社会史概论》、《顾真斋文丛》、《曹雪芹和红楼梦》、《十八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等，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合著《清人社会生活》、《中国宗族社会》等，发表文章约2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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