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经学过渡到史学的另一环节是斩断纲宗，丢掉经学所蕴含的正统观念。陈寅恪的《<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云：“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注：陈寅恪：《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寅恪先生论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第684页。）此处所谓“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丢掉经师的正统观念，这种观念所包含的范围很广，尊三代、尊周、尊孔、尊经、尊伦理纲常都是，这是一张无形的网，但却是一张有力的网。
蒙文通批判廖平过度重视孔子，所以互为仇敌的今、古，大统、小统竟都同源于孔子，刘师培过重周朝，故虽然发现丰镐（西周）、雒邑（东周）之制度不同，但仍然认为两者皆是一王之法。（注：蒙文通：《井研廖平季与近代今文学》，《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110页。）蒙文通受过辛亥革命及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批评廖平、刘师培两位老师过度为正统观念所拘束而不自知，正表示他舍弃正统观念的态度，他反对“六经皆史”，在《古史甄微》中甚至连舜、汤武、文王、周公都在非议之列。
前一代用一条绳子勉强绾住各个异质的分子，但却在1920年代的弟子手中斩断绳子，以致碎片遂散落一地的现象，在当时相当常见。以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为例，他虽然已经区分殷、周两套制度之不同，但仍然受正统心态的左右，主张两者的祖先同出帝喾，故仍然属于一个系统。然而这样的观点被他们的下一代丢掉了。王国维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弟子徐中舒在《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一文中便把两者拆开，认为殷、周种族不同，言语不通，风俗不同。（注：参考王汎森：《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63-282页。）
在丢掉经学的题目，丢掉经史不分、经等于古史的旧观念，去除正统观念的束缚之外，现代史学的熏陶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18世纪欧洲启蒙史家关心的是从历史中寻找出人类普遍的通则，但19世纪则注重个别历史事实之差异性，（注：CarlBecker,TheHeavenlyCityoftheEnghteenth-CenturyPhilosophers,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69,pp.71-118.）而“种族”与“地理”是形成差异的两个要素，（注：如JamesW.Thompson,AHistoryofHistoricalWriting,NewYork:TheMacmillanCompany,1942,v.2,p.442.）这并不是说此前的史书不谈种族与地理，但它们是19世纪史家的擅长。这一特色也影响了20世纪初期中国的一群新史家。晚清的革命派对“种族”非常注意，他们所提倡的种族革命即足以提醒人们“种族”的重要性，国粹学派中不时可以见到这方面的言论。而变法派的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后陆续所写的文章，像《中国史叙论》第五节中讲人种、地势，《新史学》中论“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还有民国10年所写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对当时学者不可能没有一点提醒作用。王国维在1915年所写的《鬼方昆夷k1p602.jpg狁考》、《古胡服考》则在在提醒人们古代中国民族之复杂性。1920-1930年代的一群史学家，像傅斯年、陈寅恪，也无不有这方面的意识。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早已主张“历史一物，不过种族与土地相乘积”，（注：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182页。）他一生的志愿是写成《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所关心的是种族、地理。陈寅恪的历史著作中，更是处处围绕着“种族-文化”一环。由于他们的工作，使人们对古代历史有了一些革命性的看法：在看似一元的历史格局中发现了多元种族对立及互动的复杂关系，在所谓中国历史文化之中看出异民族的成分。“地理”的影响则倾向于把历史现象空间化、地域化，考虑到不同地区之差异及互动。这样的发展使得在欧洲留学七年多，于1927年归国的傅斯年，一旦接触到当时国内史学论著时要发出这样的欢呼--“知国内以族类及地理分别之历史研究，已有如《鬼方k1p602.jpg狁考》之丰长发展者！”（注：傅斯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傅斯年全集》第3册，第262页。）
蒙文通显然也受到种族、地理观之影响。他所接触到的可能只是一些零散的讯息，但对一位天资高朗、领受力特别强的学术工作者而言，已经足够打开一扇天窗。在《治学杂语》中，蒙氏自道“写《古史甄微》时，就靠读书时学过些西洋史，知道点罗马、希腊、印度的古代文明，知道他们在地理、民族、文化上都不同”，（注：蒙文通：《治学杂语》，收入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2页。）我们如果留意上述谈话中“地理、民族、文化”这三个环节，便可了解蒙氏当时史学观点之一斑了。
我推测蒙文通在形成“地理、民族、文化”多元观的过程中，可能还受到日本思想界有关“风土”的新学说的影响。《古史甄微》中说：“海东学者每言，‘印度以天产极丰，可不劳而活，故有印度之文化发生。欧洲土地硗薄，非勤劳无所得食，故自然科学不兴于东方，不成于智力卓绝之印度人，惟欧洲人独能创之。’则地理关于文化之重要如此，苟推此以究中国上古之文化，亦正相同。”他又说：“海东学者以‘希腊文明之发生，以其国小多山，土地硗瘠，食物不丰，故多沿海行商于小亚细亚，欧式文明之源，实肇于此。’”（注：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69、70页。）此处所谓“海东学者”究竟是谁，已经很难考出，不过，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在昭和年间发表的《风土》一书，与蒙氏前面所提到的论点颇为近似。（注：《风土》先在《思想》连载，极为风行，1935年才整理成书出版，成为日本近代思想经典，关于两人风土观点相近处，见《风土》第2章。关于赫德思想对《风土》之影响，见该书第五章第一节至第四节讨论赫德的风土学。（和辻哲郎：《风土》，《和辻哲郎全集》第8卷，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但《风土》写作年代与蒙氏撰写《古史甄微》大约相当，而且也没有中译，蒙氏应不可能受到它的影响。不过，当时日本正受德国思想影响，和辻哲郎的观点即是从德国哲学家赫德（JohannGottfriedHerder）的风土观念发展出来的，赫德的学说在日本影响不小，日本其他学者的类似看法有可能被介绍到中国来而启迪蒙氏。但这也只是一个推测而已。
总之，在蒙文通的历史思维中，“种族-地理-文化”三元一体的想法相当清晰，他很早便想写《周秦民族与思想》这样一篇文章，（注：蒙文通：《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136页。）至于认真研究周秦民族则始于1927年冬；在后来写成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中，“种族-地理-文化”三元一体的观念则已充分展现。他说种族之分，后代史家不觉，故往往昧于历史之真相，其实“族类殊则性情异，好尚别，举文为德教无一同”，“周秦之间，种族之变为之也”，“周秦学术之荦荦大者，即此三、四端而止耳，而皆民族之故也”，“夷夏之争即儒法之争”。（注：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古族甄微·序一》，《蒙文通文集》第2卷《古族甄微》，第5、7页。）而蒙默先生将蒙文通著作的一部分编成《古族甄微》、《古地甄微》、《古学甄微》，正好概括了蒙氏史学中种族、地理、文化三个重要元素。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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