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1931-2001年）是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曾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从事历史与考古学研究。张光直对国家起源问题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他开创性地提出国家起源的两种模式：断裂——连续模式。张光直的一些理论对马克思也提出了重大挑战。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在总结西方国家起源过程中形成的，忽略了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具体情况，因而不具有解释力和普适性。他尤其反对马克思关于国家起源中的生产力基础地位的论述，认为巫术等宗教因素在国家起源中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张光直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重大反响，我们既要肯定他的理论创新，也要看到他的一些理论尚待商榷和推敲。
一、关于国家起源模式的理论
张光直提出，国家的起源，即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西方式的，其代表是两河流域苏美尔人（Sumerian）的乌鲁克（Uruk）文化和地中海的爱琴文明。它以人和自然关系的改变为契机，通过技术的突破，通过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的变化引起社会的质变。其特征是在兴起时突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束缚，并与旧时代发生断裂。西方式的国家起源中，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是积蓄社会财富的主要方式，生产技术是决定性的因素，社会组织结构中的地缘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因此，西方式的国家起源的特点是突破性的，也就是断裂性的。二是东方式的（或世界式的），其代表是东亚的中国，也包括美洲的玛雅文明。它以人与人关系的改变为主要动力，在生产技术上没有大的突破，主要是通过政治权威的确立开创新的时代。其特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连续的，它们的和谐关系没有受到破坏。东方式的国家起源中，社会财富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完成，城市与以前的氏族聚落也有连续性，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血缘关系从氏族社会延续下来，包容了新的地缘关系。因此，东方式的国家起源的特点是连续性的（注：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在阐述国家起源的两种不同模式（断裂——连续模式）后，张光直提出了一个震惊学术界、尤其是西方学术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国家起源模式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式的国家起源模式只是次要形态。因此，现代社会科学里自西方经验总结而来的国家起源理论的一般法则没有普适性。他明确指出：“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张光直进而提出：“一般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我们今后对社会科学要有个新的要求，就是说，任何有一般适用性的社会科学的原理，是一定要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考验过的，或是在这个历史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退一步说，任何一个原理原则，一定要通过中国史实的考验，才能说它可能有世界的通用性。”（注：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5-56页。）
张光直的上述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对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也引发了许多学者的关注。2001年9月，美国罗莎·兰伯格－卡洛夫斯基（Marfha.Lamberg-Karlovsky）主编了《破裂——文明的起源》（TheBreakout-TheOriginsofCivilization）一书，有多位学者撰文讨论张光直提出的国家起源的断裂——连续理论。可见，张光直的学说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光直的理论有利于打破“惟西方的社会科学范式和理论独尊”的局面。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仅仅是基于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事实得出的，不可能用来解释人类各种文明形态尤其是东方文明中的国家起源进程。因此，现在是从总结普遍规律的立场出发来研究中国文明史的时候了。
当然，张光直将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酌模式概括为连续性模式，这种概括也有片面性。中国国家起源中，连续性和创新性有机统一在一起，我们既要看到前国家社会的氏族制度在国家社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也要看到国家社会实现了重大的制度创新。张光直的失误就在于对中国国家起源的这种连续性和创新性对立统一关系认识不够，进而将中国和玛雅视为一种同质文明类型。其实，中国国家起源和中南美洲的国家起源存在重大差别。其中，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中国国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在保持连续性特征的同时，不断实现经济领域的技术创新、政治领域的制度创新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创新。这种连续性和创新性的统一，使得中华文明始终具有连续进化、生生不息的稳定性和生命力。而玛雅文明则是连续性有余，创新性不足。譬如，她的国家制度始终徘徊在低级水平，保有浓厚的原始色彩。这也是看似强大的帝国大军在规模较小的西班牙殖民者面前很快就落败的原因。
二、关于国家起源动力因素的研究
（一）萨满巫教、艺术以及文字的作用
张光直根据《国语》中“绝地天通”的故事，认为萨满巫教（Shamanism）在中国国家起源中占有基础性地位。张光直指出：“它为我们认识巫觋文化在古代中国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关键的启示。……古代，任何人都可借助巫的帮助与天相通，白天地交通断绝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于是，巫便成了每个宫廷中必不可少的成员。事实上，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都认为：帝王自己就是众巫的首领。三代王朝创立者的所有行为都带有巫术和超自然的色彩。”他还为萨满巫教理论提供了另外两个论据：“如夏禹有所谓‘禹步’，是后代巫师特有的步态。……甲骨卜辞表明：商王的确是巫的首领。”（注：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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