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在萨满巫教理论的基础上，认为艺术和文字具有类似的宗教功能，都是攫取政治权力的手段。首先，艺术是攫取权力的手段。商周艺术中的动物纹样具有宗教功能，“带有动物纹样的商周青铜礼器具有象征政治家族财富的价值。很明显，既然商周艺术中的动物是巫觋沟通天地的主要媒介，那么，对带有动物纹样的青铜礼器的占有，就意味着对天地沟通手段的占有，也就意味着对知识和权力的控制。占有的动物越多越好；因此正如《左传》所说：‘远方图物’，所有的物都铸入了王室的青铜器之中。很可能王室的巫师和地方巫师所拥有的动物助手也是分层分级的。”（注：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其次，文字也是攫取权力的手段。张光直认为，无论商代还是史前的陶器符号，绝大多数都是家族、宗族、氏族或其分支的标记和祖徽。“古代中国的文字，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从祖徽（赋予亲族政治和宗教权力的符号）演变而来。我们由此可以推想：古代中国文字的形式本身便具有内在的力量。……文字的力量来源于它同知识的联系；而知识却来自于祖先，生者须借助于文字与祖先沟通。这就是说，知识由死者所掌握，死者的智慧则通过文字的媒介而显示于后人。”（注：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二）财富的增加依靠政治权力带来的劳动力增加，而不是生产力的作用
张光直提出，中国国家起源中，是政治权力导向财富，即由“贵”而“富”，而非由“富”而“贵”。在古代宗法制度下，政治权力由个人在亲族群中的地位而决定，而政治权力越大，统治者便可获得更多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财富。从考古资料上看，从仰韶到龙山到三代，在生产工具方面没有出现突破性的变化。中国古代国家财富的增加和集中，几乎全然是靠劳动力的增加、靠将更多的劳动力指派于生产活动和靠更为有效率的经营技术而产生的。换言之，财富之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积累主要是靠政治程序而达成的。（注：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74页。）
张光直的上述观点，揭示了政治手段在财富积聚中的重要作用，对于研究中国国家起源的特点有启发意义。张光直认为，三代时期的青铜器是作为祭祀的礼器和战争的武器，而没有大规模作为生产工具使用。他的这一观点被一些考古材料所证伪。1989年江西新干县大洋洲的商代大墓，出土商代中后期的青铜器475件。其中，青铜工具占18种、143件，并且形成了平分秋色的两个工具群：其中6种75件属于手工业工具群，12种68件属于青铜农具群。江西大洋洲出土的这70多件青铜农具表明，比较发达齐全的青铜农具群的出现，最晚是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殷商后期。这次考古发现，第一次以考古实物肯定了中国历史上的确存在青铜农具体系（注：王东：《中华文明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83页。）。
三、批判地回应
张光直关于国家起源模式和动力因素的有关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张光直对马克思的国家起源理论也提出了质疑，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批评马克思忽略了对巫术、原始宗教等因素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认为萨满巫术在中国国家起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第二，批判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认为中国国家起源中并没有生产工具的突破性变化，财富主要靠政治手段来获得；第三，批评马克思的国家起源理论只是在总结西方国家起源的有关资料上形成的，因而对东方和中国国家起源缺乏解释力和普适性。
（一）关于巫术和原始宗教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问题
张光直注意到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巫”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生产力在中国国家起源中并不占据根本性地位，在“政治权力的获取和增加上，‘巫’这类人物和他们的作业与所代表的宇宙观，要发挥绝大的作用”（注：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91页。）。他进而指出，中国的青铜器主要是为统治者争取与维护政治权力发明制造的。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祭祀中巫师沟通天地的法器，而青铜器上面的动物纹饰也主要为了协助巫觋沟通天地。
关于青铜纹样的意义，《吕氏春秋》的解释较为准确。如《慎势》：“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意思是周鼎上刻铸物象，是为了让事理通达，而事理通达则是人君的行政处事之道。这些历史文献表明，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与巫术和宗教没有直接关系，其功用在于宣德训诫、垂范后世。再者，根据观察，虎食人纹上夹在兽口的人头，其面多露惊恐之色，这不应该是巫觋做法时的神情。
张光直的“萨满巫教论”之所以错误，在于他没能从根本上把握住三代政治“神道设教”的现实主义本质。学术界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三代政治尤其是夏商政治是一种神权政治，受占卜等巫术活动的主导。其实，在占卜过程中，并非是巫觋居于统治地位，而是统治者尤其是国王主体性的充分表现。殷人占卜敬神只是为了把国王的意志神圣化，国王借敬神统一思想，以达到加强王权的目的。譬如，盘庚曾借神权否定族众的“协比谗言”，下决心为国家的利益“震动万民以迁”殷。
张光直关于萨满巫教的理论，显然夸大了“巫”的作用，忽视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重要地位。所谓“巫”能通天的原理，远不如马克思的劳动实践观能更清楚地解释人与人、人与天相互之间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