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生产工具、生产力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问题
张光直在《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早期国家起源的一项重要的特征，是政治权力导向财富。一般而言，增加财富的生产力，“不外两条途径：增加劳动力，或改进生产工具与技术。”张光直认为，中国国家起源中的财富集中，并不是象马克思等人所言的依靠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方式而达成。它几乎全部依靠操纵生产劳动力而达成的，靠将更多劳动力指派于生产活动和靠更为有效率的经理技术而产生的。换言之，财富之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而达成的。
张光直的上述论述有合理之处，但他对马克思的指责却是站不脚的。首先，张光直关于国家起源时期的“财富之相对性与绝对性积蓄主要靠政治程序而达成”的观点是缺乏经济学理论支持的。马克思在他的论著中，曾明确区分“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中，“资本积累”类似于张光直所言的财富的“绝对性积蓄”，它必须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改进物质生产工具等生产力手段来完成。“资本集中”则类似于张光直所言的财富的“相对性积蓄”，它可以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产权关系，制定再分配制度等政治手段来完成。张光直没能区分财富的相对性积蓄和绝对性积蓄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形式，因而错误地认为财富的绝对性积蓄也是主要依靠政治程序来完成。
其次，张光直怀疑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文明化的根本动力，进而怀疑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正确性。我们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出在张光直对“生产力”概念做了狭隘的理解。由于受职业习惯影响，一些考古学家偏爱从生产工具的角度去把握生产力的水平（因为生产工具能找到直接的物质遗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生产力是一个综合性指标，除了物质性的生产工具以外，还包括一些观念形态的东西。张光直所说的社会进步主要依靠“将更多的劳动力指派于生产活动和靠更为有效率的经营技术”，他没有能认识到生产活动的经营和管理也是生产力进步的一种表现。同时，伴随生产力的提高，直接要求生产方式社会化和生产组织管理的专业化、官僚化和复杂化，从而带动上层建筑的进化，导致国家制度的产生。因而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三）关于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的解释力和普适性问题
张光直认为，西方有关中国古代政治的理论，以东方社会（orientalsociety）这一概念为其核心。张光直认为，“无论马克思、韦伯还是魏特夫都没有掌握中国三代社会的考古材料；他们对东方社会特征的描述和对其形成原因的推断，是根据对后期历史，而且常常是转手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来的。”（注：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马克思对中国的论评正表明了……他对亚洲历史认识的最大局限。同样，马克思构想了一个静态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制度，并不符合我们所认识的古代中国城镇与城市的图像，这些城邑在一个不断变迁的经济与政治的分层系统中互相施加能动的影响。”（注：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9-100页。）
张光直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简单地归为纯粹的西方派，忽略了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对东方社会的关注。其实，马克思晚年笔记中的国家起源思想，已远远突破了张光直批评马克思时所总结的几个特点。譬如，马克思在晚年笔记中，非常重视国家起源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制度在国家制度中的重要作用。遗憾的是，不知是没能看到马克思晚年的这些文献，还是出于其他原因，张光直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只字不提，仍然简单地认为马克思主张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就是地缘关系取代血缘关系。张光直还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是代表西方社会科学对古史分期的研究，而在这个古史分期之外，有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这代表了西方社会科学法则里所不能解决的若干东方现象”（注：徐苹芳、张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燕京学报》第六期。）。的确，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主要是以西方文明为研究范例得出的，但他也非常关注东方的社会历史发展。无论是在马克思的中期著作，还是在晚年笔记中，我们都能看到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所做的深入探究，而且，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也正是由马克思本人提出的，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解释中国国家起源较为合适的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